當Google 創辦人謝爾蓋·布林回到史丹佛,這個Youtube影片是3天前的。 但今天看到很多老外的時間線在放各種切片,乾脆找過來,讓AI總結重寫一遍,幫大家節省時間。 --- 史丹佛工程學院百年慶典的最後一場活動。 Sergey Brin 回來了。 不像西裝革履的成功人士回母校演講,更像是個老朋友回來聊天。 他坐在台上,聊起1993 年才到史丹佛讀博時的事。 第一句話就是:"你們把我誇得太過了,其實有巨大的運氣成分。" 一所學校的一百年 1891 年史丹佛建校時就有工程教育,化學、電機、機械、採礦冶金四個系。 1925 年,這四個系合併成立工程學院,到今天剛好一百年。 第三任院長Fred Terman 是關鍵人物。 他指導了William Hewlett 和David Packard,也就是惠普的兩位創辦人。 他也幫忙建立了史丹佛工業園區,那個後來叫做矽谷的地方,就是從那裡長出來的。 院長Jennifer Widom 說了個細節:台上展示的那台伺服器,是運行PageRank 演算法的第一台伺服器。 就是那個改變了網路的演算法。 還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事實:Google 直接來自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資助的數位圖書館計畫。 Sergey 和Larry 就是在那個專案裡開始研究網頁連結結構的。 所以你懷疑聯邦科研經費有沒有用,Google 就是答案。 那個會撬鎖的博士生 Sergey 說他剛到史丹佛時,在老舊的Margaret Jacks Hall 辦公室。 那種老建築,木門吱吱響的那種。 他在那兒學會了撬鎖。 為什麼要撬鎖? 因為他想研究怎麼把碎紙機碎掉的文件重新拼起來。 這個專案最後沒做成,但沒人告訴他不能做這件事。 導師們偶爾問他在幹嘛,但從不限制他。 他的導師Hector Garcia-Molina 和Jeff Ullman,都是那種給學生極大自由的人。 Sergey 說Hector 是個"超級好人",語氣裡有真實的懷念。 後來搬到新的蓋茲樓,用了電子門鎖。 Sergey 發現自己撬不開了,但他注意到一個細節:那些電子鎖其實沒連網,鎖會相信鑰匙告訴它的資訊。 於是在大樓還在裝潢的時候,他爬上鷹架,從陽台進了管理鑰匙的辦公室,為自己做了把萬能鑰匙。 四樓的鷹架,他說:"我當時還是個孩子,判斷力就那樣。" 院長在台下補充:"四樓啊。"語氣裡有種"你當年可真敢"的意思。 這和創立Google 有什麼關係? 感覺這種環境給了他試錯的自由,沒人管他在做什麼奇怪的事。 那個時代的"隨便試試" 90 年代中期的互聯網,是個什麼都能嘗試的地方。 Sergey 的第一個賺錢點子是在線上訂披薩。 聽起來很正常對吧?當時絕對是個瘋狂的主意。 更瘋狂的是,他在頁面頂部放了個可口可樂廣告,當時覺得"哈哈,網上放廣告多好笑"。 現在回頭看,很真實, 那就是後來網路廣告的雛形。 但這個項目徹底失敗了。 因為披薩店雖然有傳真機,但他們不太查傳真。 那個時代的氛圍:每個電腦系的學生都懂網路怎麼運作,都能快速搭個網站,大家都在網路上亂試東西。 Larry Page 在研究網頁的連結結構,Sergey 在做資料探勘,兩個人碰到一起,發現這東西對搜尋挺有用。 他們給演算法取名叫BackRub (背部按摩?),後來改成了PageRank。 然後呢?他們沒想著創業。 他們試著把科技授權給網路公司。 有一次跟Excite 談,開價160 萬美元。 15 分鐘後收到回覆說"那是一大筆錢,但好的",他們激動壞了。 結果發現是朋友Scott 偽造的郵件,因為那時候你可以用任何人的名義寄email。 Scott 笑得要死,Sergey 和Larry 尷尬得要命。 最後是導師Jeff Ullman 說:要不要試試看,不行再回來讀博。 Sergey 的父母很失望,但導師很開放。 Sergey 說他技術上現在還是休學狀態,可能還會回來😁 那些做對的事和做錯的事 Google 現在市值4 兆美元,每分鐘處理1,000 萬次搜尋。 但Sergey 說他們也搞砸了很多事。 例如8 年前發表了Transformer 論文,那個現在所有大語言模型的基礎架構。 但他們沒當一回事,沒投入足夠的算力,也不敢把聊天機器人給用戶用,因為它會說蠢話。 結果OpenAI 抓住了機會。 而且諷刺的是,OpenAI 的關鍵人物Ilya Sutskever 原本就是從Google 出去的。 Sergey 很坦率:"我們搞砸了,我們應該更認真對待,應該投入更多。" 例如Google Glass。 Sergey 承認自己當時覺得"我是下一個賈伯斯",結果在產品還沒打磨好的時候就搞了跳傘和飛艇的酷炫發布會。 「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下一個賈伯斯,但賈伯斯真的很獨特。」他說這話的時候,語氣裡有自嘲。 他總結了教訓: 別在產品真正成熟之前,就讓外界期待值和開支都滾雪球般增長。 你會被時間線綁架,沒辦法給自己足夠的時間把事情做好。 不過他們也做對了一些事: 從一開始就招募了許多PhD,建立了學術化的研發文化。 Sergey 記得Urs Hölzle 來面試史丹佛教職沒通過,他馬上問"你明天能來上班嗎?" 因為他在招募委員會見過這個人,知道他有多厲害。 還有Jeff Dean。 他大學時就在研究神經網路和治療第三世界疾病,16 歲就做這些瘋狂的事。 他對神經網路有熱情,Sergey 就讓他放手去做。 "他告訴我'我們能區分貓和狗了',我說'哦,挺好的'。" Sergey 笑著說,"但你得信任你的技術人員。" 那就是後來的Google Brain,神經網路研究的開端。 還有TPU 晶片,12 年前就開始做了。 一開始用GPU,再用FPGA,最後決定自己做晶片。 現在已經迭代了無數代。 這些投入在10 多年後開始回報。 深度學習技術需要時間,但Google 碰巧在那個方向上押注了。 Sergey 說:"我們有點幸運,因為深度學習技術變得越來越重要了。" 關於AI 的真話 主持人問Sergey 對AI 的看法,他說了一句話很有趣的話: "AI 寫程式碼的時候,有時候會出錯,而且是很嚴重的錯誤。 但如果AI 在比較文學論文裡寫錯一句話,後果就沒那麼大。 所以老實說,AI 做創意性的事情反而比較容易。 " 然後他趕緊補充:"我不是不尊重比較文學專業。" 有學生問該不該繼續選電腦專業。 Sergey 說:別因為AI 會寫程式碼就不學計算機。 AI 在很多事情上都挺厲害,寫程式碼只是剛好有市場價值。 而且更好的程式碼能做出更好的AI。 他建議學生多用AI,但不是讓AI 替你做事。 他自己用AI 的方式是:讓它給5 個想法,其中3 個肯定是垃圾,但有2 個會有點意思,然後你再去打磨。 他還說了一個細節:他現在開車的時候會用Gemini Live 聊天,問各種問題。 例如"我要建一個資料中心,需要幾百兆瓦的電力,成本是多少"。 但他馬上說:現在公開版用的是舊模型,有點尷尬。等幾週我們會發布我現在使用的版本。 這就是Sergey 的風格,一邊推銷產品,一邊吐槽自己產品。 關於AI 會不會超越人類,他說了問題:"智能有天花板嗎?不只是AI 能不能做人類能做的事,還有AI 能做哪些人類做不到的事?" 人類進化了幾十萬年,靈長類動物進化了幾百萬年。 但那個過程太慢了,跟現在AI 的進化速度比起來。 主持人問:我們準備好迎接這個速度了嗎? Sergey 說:"目前為止,AI 還會週期性地犯蠢,所以你總是要監督它。但偶爾它會給你驚豔的想法。" 他覺得AI 最大的價值是讓個人更有能力。 你不可能隨時有各領域的專家在身邊,但你可以隨時問AI。 雖然它給的答案可能只有80-90% 可靠,但作為起點已經夠了。 有學生問:工業界現在這麼強,學術界到工業界的管道還重要嗎? 這是個好問題。 Google 就是從學術計畫長出來的,但現在Google 自己就在做最前沿的研究。 Sergey 停頓了一下,說:"我不知道。" 他解釋說,以前從新想法到商業價值可能要幾十年。 學術界可以慢慢研究,申請經費,花幾十年讓想法成熟,然後才進入工業界。 但如果這個時間線壓縮了呢? 他舉了量子計算的例子。 80 年代Feynman 提出量子運算的概念,現在有一堆公司在做,也有大學實驗室在嘗試新方法。 如果你在做超導量子位元(Google 在做的)或是離子阱(一些新創公司在做的),可能不需要在大學待太久。 但如果你有完全不同的新方法,可能需要在大學裡"醃製"幾年。 然後他說:現在頂尖公司投入的基礎研究越來越多,這些投資在AI 時代開始回報了。 所以比例會變化,但我覺得還是有些東西需要那種十年等級的純研究,公司可能不願意等那麼久。 院長Jennifer 補充說:大學還有一個優勢,就是我們習慣了在算力不足的情況下工作。 我們的算力遠遠比不上公司,所以我們會研究怎麼用更少的資源做更多的事。 這也是一種創新。 校長John Levin 問他,如果你是工程學院院長,會怎麼規劃下一個百年? Sergey 停頓了一下,說:"我要重新思考大學是什麼意思。" 他說這話的時候自己都笑了:"我知道這聽起來很煩人,這是Larry 會說的那種話,我通常會被他煩到。" 台下一片笑聲。 但他接著說:訊息傳播得很快了,任何人都能在線上學習,看YouTube 視頻,跟AI 對話。 MIT 很早就搞了開放課程,Coursera、Udacity 這些平台也起床了。 那麼把人集中在一個地理位置,蓋那些漂亮的教學大樓,這件事的意義是什麼? 他也承認,人們在一起工作確實更好。 Google 也努力讓員工回辦公室,因為面對面協作效果更好。 但那是在特定規模下。 100 個人在一起挺好,但不一定要和另外100 個人在同一個地方。 而且現在越來越多的人,不管有沒有學位,都能在某個奇怪的角落自己搞出東西來。 Google 招了很多學術明星,但也招了很多連本科學位都沒有的人。 這個回答比主持人預期的還要深。 校長說:"你提出的是關於大學最根本的問題。" 院長開玩笑說:"這聽起來更像是校長的工作,不是院長的。" Sergey 笑了:"抱歉,我說得太宏觀了。" 但這確實是個好問題。 知識的創造和傳播方式在改變,那種把人才密集在一個地方的模式,還會是未來一百年的答案嗎? 有學生問:哪種新興技術被嚴重低估了? Sergey 想了想,說:"顯然不能說AI,因為很難說它被低估。雖然它可能還是被低估了。" 他提到量子計算,但說他不會把寶全押在上面。 因為我們連P 是否等於NP 都不知道,量子演算法也只對特定的結構化問題有效。 未知數太多。 然後他說:"可能是AI 和量子計算在材料科學上的應用。 如果我們能發現更好的材料,能做的事情就沒有上限了。 " 校長John 說他也想到了材料科學,還有分子生物學。 "現在聚光燈都在AI 上,但生物學領域也在發生巨大的革命,我們不應該讓聚光燈離開那裡。" 院長Jennifer 同意:"合成生物學正在發生非常令人興奮的事情。我們需要把聚光燈打得更寬一點。" 有學生問了個私人問題:你在建立Google 的過程中,改變了哪些根深蒂固的信念? Sergey 想了很久,然後講了個故事。 他出生在莫斯科,蘇聯時期。 很窮,所有人都很窮。 一家四口住在400 平方英尺的公寓裡,他、父母、祖母。 每天要爬五層樓梯。 他說自己當時根本沒想過外面的世界。 是他父親在波蘭參加一個會議,聽說了西方世界的樣子,決定移民。 這在家裡引起了很大爭議,但最後他們還是來了美國。 到了美國還是很窮,一無所有。 他要學新語言,交新朋友,所有東西都要重新開始。 "這是個很艱難的轉變,但也是一種覺醒。" 後來來史丹佛讀博,又是一次類似的經驗。 教授們信任他,給他自由,加州那種思想上的解放感。 雖然他說"我們現在有點在失去這種東西",但沒展開講。 他說:"我的經歷是,那些當時看起來很痛苦的轉變,後來都有了回報。那些挑戰性的轉變是值得的。" 所以他沒有直接回答"改變了什麼信念",而是說他經歷過很多次世界觀的擴張。 每一次都很難,但每次都讓他看到了更大的可能性。 有學生問Sergey,在取得這麼大成功之後,你怎麼定義好的人生? 他說他很感激能和家人在一起,他的一個孩子和女朋友都在現場。 能和他們度過高品質的時間。 但他也說了另一件事:他在疫情前退休了,想著可以坐在咖啡館裡學物理。 物理是他當時的熱情所在。 結果疫情來了,咖啡館都關了。 他發現自己開始"螺旋式下降",感覺自己不再敏銳。 於是他回到辦公室。 一開始辦公室也關著,但幾個月後有些人開始回去,他也開始偶爾去。 然後越來越多時間花在一個專案上,那個專案後來叫做Gemini。 "能有技術性的、創造性的出口,這很重要。如果我一直退休,那會是個大錯誤。" 這可能是整場對話裡最真實的時刻。 一個創立了4 兆美元公司的人,不是在談財富自由,而是在說如果不做有挑戰的事情,他會覺得自己在退化。 好的生活不是退休享福,是有家人,有熱情,有能讓你保持敏銳的挑戰。 有個大一新生說,來史丹佛之前很害怕,覺得這裡每個人都超聰明。 但認識大家之後發現,他們都是普通人,很容易相處。 他問三位嘉賓:你們被視為世界上最好的領導者和創新者,但有什麼事情能讓我們覺得你們也很普通、很人性化? Sergey 笑了:"好,我要說一個,然後我會試圖撤回它。" "有時候我不好意思問一些我不懂的事,但我還是會問。" 然後他轉向那個學生:"等等,管理科學與工程是什麼?" 台下一片笑聲。 學生解釋說那是他的專業。 Sergey:"那是這門課嗎?" 院長:"那是一個系。" Sergey:"但你們學什麼?具體上什麼課?" 院長解釋說那是工業工程、運籌學和工程經濟系統三個系的合併,已經25 週年了。 Sergey:"哦,好的,好的。" "所以我的尷尬真相是,我確實不知道這個。但我很高興我問了。" 校長John 說:"讓我顯得親民的是,我能給Sergey Brin 解釋東西,而他會認真聽。" 最後一個問題是:你怎麼保持學習,讀什麼書,聽什麼播客? Sergey 說:"好,我會試著不做廣告。" 然後他說他在車上經常用Gemini Live 對話,問各種問題。 " 他也聽播客,"All In" 是他最喜歡的之一。 他還去佛羅裡達見了Ben Shapiro,參觀了他的工作室。 "但我更喜歡互動式的討論,所以我在開車時跟AI 聊天。雖然聽起來有點尷尬。" 校長說:"這是對未來的一瞥。我們可能很快都會這麼做。" Sergey 離開的時候,學生們起立鼓掌。 https://t.co/tx7IPvsiMB
正在加载线程详情
正在从 X 获取原始推文,整理成清爽的阅读视图。
通常只需几秒钟,请稍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