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 向阳乔木（@vista8）的推文串

當Google 創辦人謝爾蓋·布林回到史丹佛，這個Youtube影片是3天前的。 但今天看到很多老外的時間線在放各種切片，乾脆找過來，讓AI總結重寫一遍，幫大家節省時間。 --- 史丹佛工程學院百年慶典的最後一場活動。 Sergey Brin 回來了。 不像西裝革履的成功人士回母校演講，更像是個老朋友回來聊天。 他坐在台上，聊起1993 年才到史丹佛讀博時的事。 第一句話就是："你們把我誇得太過了，其實有巨大的運氣成分。" 一所學校的一百年 1891 年史丹佛建校時就有工程教育，化學、電機、機械、採礦冶金四個系。 1925 年，這四個系合併成立工程學院，到今天剛好一百年。 第三任院長Fred Terman 是關鍵人物。 他指導了William Hewlett 和David Packard，也就是惠普的兩位創辦人。 他也幫忙建立了史丹佛工業園區，那個後來叫做矽谷的地方，就是從那裡長出來的。 院長Jennifer Widom 說了個細節：台上展示的那台伺服器，是運行PageRank 演算法的第一台伺服器。 就是那個改變了網路的演算法。 還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事實：Google 直接來自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資助的數位圖書館計畫。 Sergey 和Larry 就是在那個專案裡開始研究網頁連結結構的。 所以你懷疑聯邦科研經費有沒有用，Google 就是答案。 那個會撬鎖的博士生 Sergey 說他剛到史丹佛時，在老舊的Margaret Jacks Hall 辦公室。 那種老建築，木門吱吱響的那種。 他在那兒學會了撬鎖。 為什麼要撬鎖？ 因為他想研究怎麼把碎紙機碎掉的文件重新拼起來。 這個專案最後沒做成，但沒人告訴他不能做這件事。 導師們偶爾問他在幹嘛，但從不限制他。 他的導師Hector Garcia-Molina 和Jeff Ullman，都是那種給學生極大自由的人。 Sergey 說Hector 是個"超級好人"，語氣裡有真實的懷念。 後來搬到新的蓋茲樓，用了電子門鎖。 Sergey 發現自己撬不開了，但他注意到一個細節：那些電子鎖其實沒連網，鎖會相信鑰匙告訴它的資訊。 於是在大樓還在裝潢的時候，他爬上鷹架，從陽台進了管理鑰匙的辦公室，為自己做了把萬能鑰匙。 四樓的鷹架，他說："我當時還是個孩子，判斷力就那樣。" 院長在台下補充："四樓啊。"語氣裡有種"你當年可真敢"的意思。 這和創立Google 有什麼關係？ 感覺這種環境給了他試錯的自由，沒人管他在做什麼奇怪的事。 那個時代的"隨便試試" 90 年代中期的互聯網，是個什麼都能嘗試的地方。 Sergey 的第一個賺錢點子是在線上訂披薩。 聽起來很正常對吧？當時絕對是個瘋狂的主意。 更瘋狂的是，他在頁面頂部放了個可口可樂廣告，當時覺得"哈哈，網上放廣告多好笑"。 現在回頭看，很真實, 那就是後來網路廣告的雛形。 但這個項目徹底失敗了。 因為披薩店雖然有傳真機，但他們不太查傳真。 那個時代的氛圍：每個電腦系的學生都懂網路怎麼運作，都能快速搭個網站，大家都在網路上亂試東西。 Larry Page 在研究網頁的連結結構，Sergey 在做資料探勘，兩個人碰到一起，發現這東西對搜尋挺有用。 他們給演算法取名叫BackRub (背部按摩？)，後來改成了PageRank。 然後呢？他們沒想著創業。 他們試著把科技授權給網路公司。 有一次跟Excite 談，開價160 萬美元。 15 分鐘後收到回覆說"那是一大筆錢，但好的"，他們激動壞了。 結果發現是朋友Scott 偽造的郵件，因為那時候你可以用任何人的名義寄email。 Scott 笑得要死，Sergey 和Larry 尷尬得要命。 最後是導師Jeff Ullman 說：要不要試試看，不行再回來讀博。 Sergey 的父母很失望，但導師很開放。 Sergey 說他技術上現在還是休學狀態，可能還會回來😁 那些做對的事和做錯的事 Google 現在市值4 兆美元，每分鐘處理1,000 萬次搜尋。 但Sergey 說他們也搞砸了很多事。 例如8 年前發表了Transformer 論文，那個現在所有大語言模型的基礎架構。 但他們沒當一回事，沒投入足夠的算力，也不敢把聊天機器人給用戶用，因為它會說蠢話。 結果OpenAI 抓住了機會。 而且諷刺的是，OpenAI 的關鍵人物Ilya Sutskever 原本就是從Google 出去的。 Sergey 很坦率："我們搞砸了，我們應該更認真對待，應該投入更多。" 例如Google Glass。 Sergey 承認自己當時覺得"我是下一個賈伯斯"，結果在產品還沒打磨好的時候就搞了跳傘和飛艇的酷炫發布會。 「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下一個賈伯斯，但賈伯斯真的很獨特。」他說這話的時候，語氣裡有自嘲。 他總結了教訓： 別在產品真正成熟之前，就讓外界期待值和開支都滾雪球般增長。 你會被時間線綁架，沒辦法給自己足夠的時間把事情做好。 不過他們也做對了一些事： 從一開始就招募了許多PhD，建立了學術化的研發文化。 Sergey 記得Urs Hölzle 來面試史丹佛教職沒通過，他馬上問"你明天能來上班嗎？" 因為他在招募委員會見過這個人，知道他有多厲害。 還有Jeff Dean。 他大學時就在研究神經網路和治療第三世界疾病，16 歲就做這些瘋狂的事。 他對神經網路有熱情，Sergey 就讓他放手去做。 "他告訴我'我們能區分貓和狗了'，我說'哦，挺好的'。" Sergey 笑著說，"但你得信任你的技術人員。" 那就是後來的Google Brain，神經網路研究的開端。 還有TPU 晶片，12 年前就開始做了。 一開始用GPU，再用FPGA，最後決定自己做晶片。 現在已經迭代了無數代。 這些投入在10 多年後開始回報。 深度學習技術需要時間，但Google 碰巧在那個方向上押注了。 Sergey 說："我們有點幸運，因為深度學習技術變得越來越重要了。" 關於AI 的真話 主持人問Sergey 對AI 的看法，他說了一句話很有趣的話： "AI 寫程式碼的時候，有時候會出錯，而且是很嚴重的錯誤。 但如果AI 在比較文學論文裡寫錯一句話，後果就沒那麼大。 所以老實說，AI 做創意性的事情反而比較容易。 " 然後他趕緊補充："我不是不尊重比較文學專業。" 有學生問該不該繼續選電腦專業。 Sergey 說：別因為AI 會寫程式碼就不學計算機。 AI 在很多事情上都挺厲害，寫程式碼只是剛好有市場價值。 而且更好的程式碼能做出更好的AI。 他建議學生多用AI，但不是讓AI 替你做事。 他自己用AI 的方式是：讓它給5 個想法，其中3 個肯定是垃圾，但有2 個會有點意思，然後你再去打磨。 他還說了一個細節：他現在開車的時候會用Gemini Live 聊天，問各種問題。 例如"我要建一個資料中心，需要幾百兆瓦的電力，成本是多少"。 但他馬上說：現在公開版用的是舊模型，有點尷尬。等幾週我們會發布我現在使用的版本。 這就是Sergey 的風格，一邊推銷產品，一邊吐槽自己產品。 關於AI 會不會超越人類，他說了問題："智能有天花板嗎？不只是AI 能不能做人類能做的事，還有AI 能做哪些人類做不到的事？" 人類進化了幾十萬年，靈長類動物進化了幾百萬年。 但那個過程太慢了，跟現在AI 的進化速度比起來。 主持人問：我們準備好迎接這個速度了嗎？ Sergey 說："目前為止，AI 還會週期性地犯蠢，所以你總是要監督它。但偶爾它會給你驚豔的想法。" 他覺得AI 最大的價值是讓個人更有能力。 你不可能隨時有各領域的專家在身邊，但你可以隨時問AI。 雖然它給的答案可能只有80-90% 可靠，但作為起點已經夠了。 有學生問：工業界現在這麼強，學術界到工業界的管道還重要嗎？ 這是個好問題。 Google 就是從學術計畫長出來的，但現在Google 自己就在做最前沿的研究。 Sergey 停頓了一下，說："我不知道。" 他解釋說，以前從新想法到商業價值可能要幾十年。 學術界可以慢慢研究，申請經費，花幾十年讓想法成熟，然後才進入工業界。 但如果這個時間線壓縮了呢？ 他舉了量子計算的例子。 80 年代Feynman 提出量子運算的概念，現在有一堆公司在做，也有大學實驗室在嘗試新方法。 如果你在做超導量子位元（Google 在做的）或是離子阱（一些新創公司在做的），可能不需要在大學待太久。 但如果你有完全不同的新方法，可能需要在大學裡"醃製"幾年。 然後他說：現在頂尖公司投入的基礎研究越來越多，這些投資在AI 時代開始回報了。 所以比例會變化，但我覺得還是有些東西需要那種十年等級的純研究，公司可能不願意等那麼久。 院長Jennifer 補充說：大學還有一個優勢，就是我們習慣了在算力不足的情況下工作。 我們的算力遠遠比不上公司，所以我們會研究怎麼用更少的資源做更多的事。 這也是一種創新。 校長John Levin 問他，如果你是工程學院院長，會怎麼規劃下一個百年？ Sergey 停頓了一下，說："我要重新思考大學是什麼意思。" 他說這話的時候自己都笑了："我知道這聽起來很煩人，這是Larry 會說的那種話，我通常會被他煩到。" 台下一片笑聲。 但他接著說：訊息傳播得很快了，任何人都能在線上學習，看YouTube 視頻，跟AI 對話。 MIT 很早就搞了開放課程，Coursera、Udacity 這些平台也起床了。 那麼把人集中在一個地理​​位置，蓋那些漂亮的教學大樓，這件事的意義是什麼？ 他也承認，人們在一起工作確實更好。 Google 也努力讓員工回辦公室，因為面對面協作效果更好。 但那是在特定規模下。 100 個人在一起挺好，但不一定要和另外100 個人在同一個地方。 而且現在越來越多的人，不管有沒有學位，都能在某個奇怪的角落自己搞出東西來。 Google 招了很多學術明星，但也招了很多連本科學位都沒有的人。 這個回答比主持人預期的還要深。 校長說："你提出的是關於大學最根本的問題。" 院長開玩笑說："這聽起來更像是校長的工作，不是院長的。" Sergey 笑了："抱歉，我說得太宏觀了。" 但這確實是個好問題。 知識的創造和傳播方式在改變，那種把人才密集在一個地方的模式，還會是未來一百年的答案嗎？ 有學生問：哪種新興技術被嚴重低估了？ Sergey 想了想，說："顯然不能說AI，因為很難說它被低估。雖然它可能還是被低估了。" 他提到量子計算，但說他不會把寶全押在上面。 因為我們連P 是否等於NP 都不知道，量子演算法也只對特定的結構化問題有效。 未知數太多。 然後他說："可能是AI 和量子計算在材料科學上的應用。 如果我們能發現更好的材料，能做的事情就沒有上限了。 " 校長John 說他也想到了材料科學，還有分子生物學。 "現在聚光燈都在AI 上，但生物學領域也在發生巨大的革命，我們不應該讓聚光燈離開那裡。" 院長Jennifer 同意："合成生物學正在發生非常令人興奮的事情。我們需要把聚光燈打得更寬一點。" 有學生問了個私人問題：你在建立Google 的過程中，改變了哪些根深蒂固的信念？ Sergey 想了很久，然後講了個故事。 他出生在莫斯科，蘇聯時期。 很窮，所有人都很窮。 一家四口住在400 平方英尺的公寓裡，他、父母、祖母。 每天要爬五層樓梯。 他說自己當時根本沒想過外面的世界。 是他父親在波蘭參加一個會議，聽說了西方世界的樣子，決定移民。 這在家裡引起了很大爭議，但最後他們還是來了美國。 到了美國還是很窮，一無所有。 他要學新語言，交新朋友，所有東西都要重新開始。 "這是個很艱難的轉變，但也是一種覺醒。" 後來來史丹佛讀博，又是一次類似的經驗。 教授們信任他，給他自由，加州那種思想上的解放感。 雖然他說"我們現在有點在失去這種東西"，但沒展開講。 他說："我的經歷是，那些當時看起來很痛苦的轉變，後來都有了回報。那些挑戰性的轉變是值得的。" 所以他沒有直接回答"改變了什麼信念"，而是說他經歷過很多次世界觀的擴張。 每一次都很難，但每次都讓他看到了更大的可能性。 有學生問Sergey，在取得這麼大成功之後，你怎麼定義好的人生？ 他說他很感激能和家人在一起，他的一個孩子和女朋友都在現場。 能和他們度過高品質的時間。 但他也說了另一件事：他在疫情前退休了，想著可以坐在咖啡館裡學物理。 物理是他當時的熱情所在。 結果疫情來了，咖啡館都關了。 他發現自己開始"螺旋式下降"，感覺自己不再敏銳。 於是他回到辦公室。 一開始辦公室也關著，但幾個月後有些人開始回去，他也開始偶爾去。 然後越來越多時間花在一個專案上，那個專案後來叫做Gemini。 "能有技術性的、創造性的出口，這很重要。如果我一直退休，那會是個大錯誤。" 這可能是整場對話裡最真實的時刻。 一個創立了4 兆美元公司的人，不是在談財富自由，而是在說如果不做有挑戰的事情，他會覺得自己在退化。 好的生活不是退休享福，是有家人，有熱情，有能讓你保持敏銳的挑戰。 有個大一新生說，來史丹佛之前很害怕，覺得這裡每個人都超聰明。 但認識大家之後發現，他們都是普通人，很容易相處。 他問三位嘉賓：你們被視為世界上最好的領導者和創新者，但有什麼事情能讓我們覺得你們也很普通、很人性化？ Sergey 笑了："好，我要說一個，然後我會試圖撤回它。" "有時候我不好意思問一些我不懂的事，但我還是會問。" 然後他轉向那個學生："等等，管理科學與工程是什麼？" 台下一片笑聲。 學生解釋說那是他的專業。 Sergey："那是這門課嗎？" 院長："那是一個系。" Sergey："但你們學什麼？具體上什麼課？" 院長解釋說那是工業工程、運籌學和工程經濟系統三個系的合併，已經25 週年了。 Sergey："哦，好的，好的。" "所以我的尷尬真相是，我確實不知道這個。但我很高興我問了。" 校長John 說："讓我顯得親民的是，我能給Sergey Brin 解釋東西，而他會認真聽。" 最後一個問題是：你怎麼保持學習，讀什麼書，聽什麼播客？ Sergey 說："好，我會試著不做廣告。" 然後他說他在車上經常用Gemini Live 對話，問各種問題。 " 他也聽播客，"All In" 是他最喜歡的之一。 他還去佛羅裡達見了Ben Shapiro，參觀了他的工作室。 "但我更喜歡互動式的討論，所以我在開車時跟AI 聊天。雖然聽起來有點尷尬。" 校長說："這是對未來的一瞥。我們可能很快都會這麼做。" Sergey 離開的時候，學生們起立鼓掌。 https://t.co/tx7IPvsi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