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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实际用下来，Kimi K2 thinking 超越 Claude Sonnet 4.5 了吗？
聊硅基 AI，看有机 O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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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抵制“脑洞大开”的思维陷阱
一种思维或论证方式好不好，有个很重要的标准，我称之为‘抵制脑洞大开’(galaxy brain resistance)的能力（这是一个网络梗，‘Galaxy Brain’或‘宇宙大脑’，常用来讽刺那些把简单问题过度复杂化，或为错误观点找一套看似高深理论的“聪明人”）：它到底有多难被滥用？你能不能用它来为你（早就出于别的原因）想做的任何事“自圆其说”？这精神和科学里的‘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指一个理论必须有可能被证明是错的，才算是科学理论）很像：如果你的论点能证明一切，那它就什么也证明不了。
你应该止步于第二步。
要理解为什么‘抵制脑洞大开’很重要，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看缺乏它时会发生什么。你可能听过很多类似这样的话：
> 我们正在构建一个全新的去中心化____市场，它将彻底改变____客户与其供应商的互动方式，并允许创作者将其受众转变为数字民族国家。$____是一种治理代币，让你能在这个快速增长的市场中发挥直接作用。如果我们能占据____市场1%的份额，这将是一个____亿美元的市场，而这个治理代币将价值数十亿。
在政治领域，情况可能糟糕得多。比如：
> [某个少数族裔]要为许多持续的社会混乱负责，他们耗尽了我们的资源。如果我们能彻底清除他们（我指的是‘彻底’清除，让他们再也回不来），这虽然是一次残酷的一次性行动，但从长远来看，如果这能让我们的经济增长率提高千分之五，那么500年后，我们的国家将比原来富裕12倍。这将是无数更幸福、更充实的人生。如果仅仅因为懦弱，害怕在今天付出这一次性代价，而让我们的后代过上极其贫困的生活，那将是严重的不公。
要反驳上面的论点，一种方法是把它们当作哲学课上的数学题，找出你不同意的具体前提或步骤，然后驳斥它们。但更现实的方法是，你得意识到，在现实世界中，上述论点几乎都不是‘推理’——它们是‘合理化’（即先有结论，再倒推理由）。
那些人早就有了结论，原因很可能是出于私利或情绪（比如他们自己屯了那个代币，或者他们真的、真的非常讨厌那个少数族裔），然后他们才编造出那些花哨的论点，来证明自己有多合理。这些花哨论点的目的在于：(i) 欺骗演讲者自己的‘高级思维’，让它服从于‘原始本能’；(ii) 试图通过拉拢不仅是受蒙蔽的人，还有那些自以为很聪明的人（或更糟的，真正聪明的人）入伙，来壮大他们的运动。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论证，那些‘抵制脑洞大开’能力很弱的思维模式是一种普遍现象，有些后果温和，有些则极其严重。我也会介绍一些‘抵制脑洞大开’能力很强的模式，并倡导使用它们。
那些“抵制脑洞大开”能力很弱的思维模式
宿命论 (Inevitabilism)
看看最近这条推文，它是一个典型例子，完美展现了硅谷AI“鼓吹主义”的论调：
> “自动化带来的大规模失业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自然经济规律。我们公司 (Mechanize Inc) 的目标是加速这一进程，确保平稳过渡，而不是徒劳地抵抗它。加入我们，共同建设未来。”
这是‘宿命论谬误’(inevitability fallacy)的一个典型。这篇文章从一个（也许合理的）声明开始：经济的完全自动化最终必然会发生。然后它直接跳到了结论：我们应该积极地去加速这一天的到来（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类劳动力失业）。为什么要积极加速呢？哦，我们都懂：因为写这条推文的是一家公司，而这家公司的全部业务就是积极地加速这件事。
诚然，‘宿命论’是一个哲学错误，我们可以在哲学上反驳它。如果让我来反驳，我会集中在三点：
- 宿命论过度假设存在一个‘无限流动的市场’，如果你不做，别人也会立刻补上。某些行业或许如此。但AI恰恰相反：这是一个绝大部分进展由极少数人和企业推动的领域。如果他们中有一个停下来，事情真的会明显放慢。
- 宿命论低估了人们集体决策的力量。如果一个人或一家公司做了某个决定，这往往会为其他人树立榜样。即使短期内无人跟随，它也可能为后续的更多行动埋下伏笔。勇敢地站出来反对一件事，甚至可以提醒人们：‘勇敢的立场’本身是可能奏效的。
- 宿命论过度简化了选择空间。Mechanize公司可以继续致力于经济的完全自动化。他们也可以关门大吉。但他们同样可以调整工作方向，专注于构建‘部分自动化’的形式，赋权给那些仍在流程中的人类，最大限度地延长‘人机协作’优于‘纯AI’的时期，从而为我们安全地过渡到超级智能争取更多时间。当然，还有我没想到的其他选项。
但在现实世界中，‘宿命论’无法被纯粹的逻辑击败，因为它就不是作为逻辑产物被创造出来的。在我们的社会中，‘宿命论’最常见的用途，是让人们为自己（出于其他原因，通常是追逐政治权力或金钱）早已决定要做的事情，进行‘事后合理化’。理解这一事实本身，往往就是最好的破解之道：当别人最想让你相信‘一切无可挽回’、劝你放弃抵抗时，恰恰是你最有筹码的时刻。
长期主义 (Longtermism)
‘长期主义’(Longtermism)是一种思维模式，它强调遥远未来的巨大利害关系。如今，很多人把这个词和‘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的长期主义联系在一起，比如80000 Hours（一个有效利他主义相关的职业建议组织）上的这篇介绍：
> 如果我们仅仅讨论人类未来可能的人口数量，这个数字是惊人的。简单假设在未来5亿年中的每个世纪都有80亿人，10 我们的总人口将达到约4万万亿……而一旦我们不再局限于地球，值得我们关心的人口潜力将变得真正庞大。
但‘诉诸长远’这个概念本身要古老得多。几个世纪以来，个人理财规划师、经济学家、哲学家、讨论种树最佳时机的人，以及许多其他人，都在呼吁为了未来更大的利益而在今天做出牺牲。
我之所以不愿轻易批评‘长期主义’，是因为，嗯，长远未来确实非常重要。我们不会因为有人被黑客骗了钱，就去硬分叉（指对区块链进行一次重大的、不向下兼容的规则变更）一个区块链，因为这样做虽然有明显的一次性好处，但会永久损害这条链的信誉。正如泰勒·科文(Tyler Cowen)在《固执己见》(Stubborn Attachments)中论述的，经济增长如此重要，是因为它是少数几样能可靠地在未来无限复利、而不会消失或陷入循环的东西之一。教育你的孩子，回报在十年之后。如果你一点‘长期主义’都不沾，你永远不会去修路。当你不重视长远时，就会遇到问题。我个人一直反对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技术债’(technical debt)（指开发人员为了“走捷径”而做出的妥协，这些妥协在未来会导致额外的工作）：当软件开发者只关注短期目标，对长期图景缺乏连贯的看法时，结果就是软件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丑陋和垃圾（参见：我推动简化以太坊 L1 的努力）。
但这里有个陷阱：‘长期主义’论点的‘抵制脑洞大开’能力非常低。毕竟，‘长期’很遥远，你可以编造各种美丽的故事，说只要你做了X，未来几乎什么好事都可能发生。在现实世界中，当我们观察市场和政治的行为时，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种手法的弊端。
在市场上，区分这两种模式的变量是通行的‘利率’。当利率很高时，只有那些能带来明确近期利润的项目才值得投资。但当利率很低时，嗯，‘低利率环境’这个词，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众所周知的暗号，它描述的就是这样一种情景：大量的人在创造和追逐那些最终不切实际的‘叙事’(narratives)，最终导致泡沫和崩溃。
在政治上，人们普遍抱怨政客们为了取悦选民而采取短视行为，把问题藏在地毯下，直到下次选举后才重新出现。但同样存在另一种问题，叫做‘通往无处之桥’(bridge to nowhere)：一个以‘长期价值’为由上马的基础设施项目，但这个‘价值’从未兑现。
例如拉脱维亚的一座‘通往无处之桥’，或者像Dentacoin（直译为‘牙科币’）——一个‘全球牙科行业的区块链解决方案’，其市值一度超过18亿美元。
这两种情况的核心问题都是：思考长远未来，使你有可能与现实脱节。在一个偏好短期的环境中，你固然忽略了长期，但至少还有一个反馈机制：如果一个提议声称有近期好处，那么在近期，所有人都能看到这些好处是否真的实现。而在一个偏好长期的环境中，一个关于‘长期好处’的论点不需要是正确的，它只需要听起来正确。因此，尽管每个人都声称他们在玩的游戏是‘根据长期价值来选择想法’，但他们实际在玩的游戏却是‘根据在往往失调且高度对抗的社会环境中谁能胜出来选择想法’。
如果你能用‘模糊但极大的长期正面后果’的故事来为任何事情辩护，那么一个‘模糊但极大的长期正面后果’的故事就什么也说明不了。
我们如何才能在不与现实脱节的情况下，获得长期思考的好处呢？首先，我想说这真的很难。但除此之外，我确实认为有一些基本的经验法则。最简单的一条是：你以‘长期利益’之名正在做的事情，是否有坚实的历史记录证明它确实能带来那些利益？ 经济增长就是这样。不让物种灭绝也是这样。试图建立一个‘单一世界政府’就不是——事实上，它和许多其他例子一样，有着屡战屡败并在过程中造成大量伤害的‘坚实历史记录’。如果你正在考虑的行动，其‘长期好处’是投机性的，但其‘已知的长期危害’却是可靠的，那么……就别做它。这个规则并不总是适用，因为有时我们真的生活在史无前例的时代。但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我们真的生活在史无前例的时代’这句话本身，‘抵制脑洞大开’的能力就非常低。
以“个人审美”为由禁绝事物的蹩脚借口
> 我觉得海胆(uni)很恶心。你吃的可是海胆的生殖腺。有时候，在omakase（日式无菜单料理）上，这东西甚至会怼到我脸面前来。但即便如此，我仍然反对禁止它，这是原则问题。
我鄙视的一种行为是，有人利用政府的强制力，把终极而言只是‘个人审美偏好’的东西，强加给其他数百万人的个人生活。有审美没问题。在设计公共环境时考虑审美也很好。但把你的审美强加于他人的个人生活就不行——你强加给别人的成本，远远高于你自己的心理收益，而且如果每个人都想这么干，那必然会导致文化霸权，或‘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政治战争’。
不难发现，政客们因为‘呃，我觉得这很恶心’这种烂理由而推动禁令的例子，简直是板上钉钉。一个‘富矿’就是各种反对同性恋的运动。比如圣彼得堡杜马代表维塔利·米罗诺夫(Vitaly Mironov)：
> LGBT（指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群体）没有权利。在我国，他们的权利不包括在具有社会意义的受保护价值清单中。这些所谓的‘变态’拥有他们作为我国人民、公民所拥有的一切权利，但他们不包括在某个‘扩展的顶级清单’中。我们将把他们从我国的人权问题清单中永远剔除。
甚至弗拉基米尔·普京本人，也曾试图通过抱怨美国有太多的‘撒旦主义’来为入侵乌克兰辩护。一个最近的、略有不同的例子是美国禁止‘合成肉’(synthetic meat)的运动：
> ‘培养肉’(Cultured meat)不是肉……它是人造的，真正的肉是上帝亲手造的……如果你真想尝尝那种‘氮基蛋白质糊糊’，去加州吧。
但更多的人会‘文明’一步，他们试图用某种借口来包装这种厌恶。一个常见的借口是‘社会道德结构’(the moral fabric of society)、‘社会稳定’以及诸如此类的理由。这类论点也常被用来为‘审查制度’辩护。
这有什么问题？我让斯科特·亚历山大(Scott Alexander)（著名博客作者，常撰写关于理性、AI等话题的深度文章）来回答这个问题：
> ‘宽松伤害原则’(The Loose Principle of Harm)指的是，政府可以对那些复杂的、间接的伤害，即那些‘削弱社会道德结构’的事情感到愤怒……但允许‘宽松伤害原则’的存在，就等于恢复了所有那些‘自由主义’(liberalism)本应阻止的、‘试图控制他人’的古老战争。一个人说：‘同性婚姻将导致同性恋被更广泛地接受，从而导致性病率上升！这是伤害！我们必须禁止同性婚姻！’另一个人说：‘允许人们把孩子送到非公立学校，可能会导致孩子在宗教学校里宣扬反同性恋，导致这些孩子长大后犯下仇恨罪！这是伤害！我们必须禁止非公立学校！’如此循环，永无止境。
‘社会道德结构’确实存在——有些社会在很多方面都比其他社会更道德，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它也模糊不清、没有明确定义，这使得它非常容易被滥用，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被说成是‘违反了社会道德结构’。这同样适用于更直接诉诸‘厌恶感的智慧’(wisdom of repugnance)的做法，这种做法已经对科学和医学的进步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也适用于那些新出现的、‘我就是不喜欢所以要禁掉它’的包装纸，其中一个常见的就是要对抗‘全球精英’(global elites)，维护‘本土文化’。
再来看看那些反‘合成肉’斗士们的一些言论（记住，这些人不是在解释为什么他们自己不吃合成肉，他们是在解释为什么他们要强迫其他人也接受他们的选择）：
> ‘全球精英’想要控制我们的行为，强迫美国人接受‘培养皿肉和虫子’的饮食。
> 佛罗里达州正在说‘不’。我很自豪签署了SB 1084法案，将‘实验室培育肉’(lab grown meat)挡在佛罗里达州之外，优先保护我们的农民和牧场主，而不是‘精英’和‘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议程。
> 有些人可能喜欢和比尔·盖茨一起吃虫子，但我不喜欢。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同情‘温和自由意志主义’(moderate libertarianism)（一种强调个人自由和有限政府的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希望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禁止某事物，需要一个清晰的故事，说明它对‘明确的受害者’造成了‘明确的伤害或风险’，而且如果这个故事在法庭上被成功挑战，那么法律就该被废除。这极大地降低了政府被（利益集团）俘获，并利用它来将一种文化的偏好强加于他人个人生活，或打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可能性。
为“劣质金融”辩护
在加密世界（Crypto），你经常听到一些糟糕的论点，劝你把钱投入各种高风险项目。有时，它们听起来很‘聪明’，比如一个项目如何‘颠覆’（即参与）一个万亿美元的行业，以及这个特定项目有多么独特，做了别人没做的事。其他时候，就纯粹是‘因为有名人站台，所以价格会涨’。
我并不反对人们“找乐子”，包括拿自己的一些钱去冒险。我反对的是，人们被鼓励把一半的净资产投入到一个‘网红们都说肯定会涨’的代币上，而最现实的结果是，两年后这个代币一文不值。但我更反对的是，有人辩称这些投机代币游戏是‘道德上正义的’，因为穷人需要这种快速的10倍收益，才能在现代经济中获得公平的机会。就像下面这个说法：
> “对于一个净资产5000美元的人来说，‘慢慢来，投资指数基金’是地狱般的建议。他们需要的是阶层流动。他们需要承担高风险、高回报的赌注。加密货币（Memecoins）是现代唯一为他们提供这种机会的地方。”
这是一个很烂的论点。反驳它的一种方式是，像对待其他论点一样，去解构和驳斥‘这是一种有意义或有益的“阶层流动”’这一说法。
这个论点的核心问题是：赌场是零和游戏。粗略地说，每有一个人通过这个游戏提升了一个社会阶层，就有另一个人下降了一个社会阶层。
但如果你深入研究数学，情况会更糟。在任何标准的福利经济学教科书中，你最早会学到的概念之一是，一个人对金钱的‘效用函数’(utility function)是凹的（原文误写为convex(凸)，但从图和上下文看，作者显然指的是‘凹函数’(concave function)，即‘边际效用递减’。我们按其本意翻译）。你越富有，每增加一块钱带给你的‘效用’（满足感）就越少。
注意看，你拥有的钱（横轴）越多，曲线的斜率（每块钱的价值）就越低。
这个模型有一个重要结论：随机的抛硬币（赌博），尤其是大额赌博，对你来说平均是‘有害的’。损失10万美元带给你的痛苦，比赢得10万美元带给你的快乐要多。如果我们建立一个模型，假设你现在有20万美元，财富每变动2倍（即增加100%或减少50%）就会让你上升或下降一个社会阶层，那么如果你赢得一个10万美元的赌注（财富变为30万），你大约上升了半个社会阶层；但如果你输掉了赌注（财富变为10万），你下降了整整一个社会阶层。
那些由‘真正研究人类决策、并试图改善人们生活’的学者建立的经济模型，几乎总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么，什么样的经济模型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即‘你应该倾尽所有去追求10倍收益’呢？答案是：那些由‘目标是为自己炒作的币找个好听说法’的人编造的故事。
在这里，我的目的不是指责那些真正贫穷和绝望、正在寻找出路的人。相反，我的目标是指责那些财务状况良好的人，他们利用‘贫穷绝望的人真的需要那个10倍’作为幌子，来合理化他们‘制造陷阱诱使穷人陷入更深困境’的行为。
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我一直在推动以太坊生态系统专注于‘低风险DeFi’（DeFi，Decentralized Finance，去中心化金融）。让第三世界的人们能够摆脱本国货币的政治性崩溃，并获得第一世界的（稳定）利率，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好事，它可以在不把另一些人推下悬崖的情况下，奇迹般地帮助人们提升社会阶层。最近有人问我：为什么不说‘好的DeFi’(good defi)，而要说‘低风险DeFi’？毕竟，并非所有高风险DeFi都是坏的，也并非所有低风险DeFi都是好的。我的回答是：如果我们关注‘好的DeFi’，那么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脑洞大开’，论证任何特定类型的DeFi都是‘好的’。但如果你说‘低风险DeFi’，这是一个有约束力的分类——你真的很难‘脑洞大开’，把一种明显在让人们一夜破产的活动，说成是‘低风险’的。
我当然不反对高风险DeFi的存在——毕竟，我是‘预测市场’(prediction markets)（一种对未来事件的结果进行押注的平台）的粉丝。但一个更健康的生态系统应该是，低风险DeFi是主菜，高风险DeFi是配菜——是某种有趣的、实验性的东西，而不是让你押上一半身家性命的玩意儿。
最后一个问题：‘预测市场不仅仅是赌博，它们通过改善准确信息的获取来造福社会’这一观点，其本身是否也只是一种‘脑洞大开’的事后合理化？有些人当然是这么认为的：
> “‘预测市场’不过是受过大学教育的男人玩的‘占星术’，他们用‘认知价值’和‘社会效用’这些词来包装，以掩盖他们只是在赌博的事实。”
我来为自己辩护一下。你之所以能判断这不是‘事后合理化’，是因为欣赏预测市场、并试图将其变为现实的学术传统，已经存在了三十年，这远远早于任何人能靠它（无论是创建项目还是参与其中）赚大钱的可能性。这种‘预先存在的学术传统’，是‘Meme币’(memecoins)甚至像‘个人代币’(personal tokens)这种更边缘的案例所不具备的。但是，我再说一遍，预测市场不是低风险DeFi，所以它们是配菜，不是让你押上一半净资产的东西。
权力最大化 (Power maximization)
在AI相关的‘有效利他主义’(EA, Effective Altruism)圈子里，有许多有权有势的人，如果你去问他们，他们会明确告诉你，他们的策略是尽可能多地积累权力。他们的目标是占据有利位置，这样，当某个‘关键时刻’(pivotal moment)到来时，他们可以带着火力全开和海量资源登场，并‘做正确的事’。
‘权力最大化’是终极的‘脑洞大开’策略。‘把权力给我，我好去办X’这个论点，无论X是什么，都同样具有说服力。在那个‘关键时刻’（在AI末世论中，这指的是我们要么实现乌托邦、要么全人类死亡并变成回形针的前一刻）到来之前，你为‘利他主义’理由而采取的行动，和你因为‘贪婪的自我膨胀’而采取的行动，看起来是完全一样的。因此，任何试图实现后者的人，都可以零成本地告诉你，他们正在努力实现前者，并说服你他们是个好人。
从‘外部视角’(outside view)（一种认知偏差纠正方法，强调参考相似情况的统计数据，而不是依赖自己的主观感受）来看，这种论点显然是疯狂的：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道德，所以很容易看出，即使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权力最大化是净收益，但实际上它真的不是。但从‘内部视角’(inside view)来看，如果你环顾这个世界，看到社交媒体上的仇恨、政治腐败、入侵、其他AI公司的肆无忌惮，那么‘我才是好人，我应该忽略这个腐败的外部世界，自己去解决问题’的想法，当然感觉很有吸引力。而这，恰恰就是为什么采取‘外部视角’是健康的。
或者，你可以采取一个不同的、更谦逊的‘内部视角’。这里有一个来自‘有效利他主义’论坛的有趣论点：
> 可以说，投资的最大优势在于它可以指数级地增长金融资源，这些资源可以在以后用于行善。自1926年成立以来，标普500指数(S&P 500)经通胀调整后的年化回报率约为7% …… ‘价值观漂移’(value drift)的风险更难估计，但这是一个重要因素。例如，有来源共同表明，有效利他主义社区内个人的年均‘价值观漂移率’约为10%。
也就是说，虽然你的财富每年确实增长7%，但经验数据也表明，如果你今天相信某项事业，明天你对其的信念可能会减少约10%。这与坦纳·格里尔(Tanner Greer)的一个观察相吻合：公共知识分子往往有大约10-15年的‘保质期’(shelf life)，过了这个期限，他们的思想就不再比周围的背景噪音更好了（至于我从2011年开始公开发表写作这一事实有何意义，我留给读者自己判断）。
因此，如果你为了‘以后再行动’而积累财富，你未来的自己很可能会用那些多出来的财富，去做一些你现在的自己甚至都不支持的事情。
“我在内部能做得更多”主义
在AI安全领域，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是‘权力最大化’和‘宿命论’的混合体：人们认为，推进AI安全事业的最佳方式，是加入那些正在让超级智能AI更快实现的公司，并试图‘从内部’改善它们。在这里，你经常会得到这样的合理化解释，比如说：
> “我对OpenAI非常失望。他们需要更多像我这样的安全意识的员工。我宣布我将加入他们，从内部推动变革。”
从‘内部视角’看，这似乎合情合理。然而，从‘外部视角’看，你基本上就成了这样：
> 角色A：“这个地方糟透了。”
> 角色B：“那你为什么还不离开？”
> 角色A：“我得留下来，确保它变得更糟。”
这个流派的另一个好例子是现代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在这里，我只想引用《金融时报》的这篇文章：
> 2月24日，普京承认顿巴斯分离主义者三天后，对乌克兰发动了全面进攻，这超出了他们最坏的预期。他们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通过电视才发现了普京的真实意图。普京未能听取技术官僚的警告，这让他们备受打击。一位在战争初期见过格里夫(Gref)（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CEO）的前高管说：‘我从未见过他那样。他完全垮了，处于彻底的震惊之中。’……‘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一场灾难，他比任何人都更这么认为。’ …… ……在俄罗斯政治精英的狭小圈子里，像格里夫和纳比乌琳娜（俄罗斯央行行长）这样的‘技术官僚’(technocrats)，曾被认为是现代化者，是制衡普京身边‘希拉维克’(siloviki)（即强硬派安全机构的资深人士）的改革派力量。 然而，当面临一个捍卫他们对开放市场的信念、并公开反对战争的历史性机会时，他们退缩了。据前官员称，这些技术官僚非但没有与普京决裂，反而巩固了自己作为‘赋能者’(enablers)（纵容者、协助者）的角色，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工具，来减轻西方制裁的打击，维持俄罗斯的战时经济。
同样，问题在于‘我在内部能做得更多’这句话，‘抵制脑洞大开’的能力非常低。无论你实际上在内部做了什么，说一句‘我在内部能做得更多’总是很容易的。所以你最终只是成了机器上的一个齿轮，和你旁边的那些齿轮——那些为了让家人住上豪宅、每天吃昂贵晚餐而工作的人——起着同样的作用，只是你的理由听起来好听一点。
那么，你该如何避免“脑洞大开”？
你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但我将集中讨论两件：
坚守原则
为你‘不愿做’的事情划下硬红线——不杀害无辜的人，不偷窃，不欺诈，尊重他人的个人自由——并且为任何例外情况设置一个非常高的门槛。
哲学家们通常称之为‘道义论伦理’(deontological ethics)（注重义务和规则，而非结果）。‘道义论’让很多人感到困惑——很自然地，如果你的规则背后有某种根本原因，你难道不应该直接去追求那个根本原因吗？如果‘不偷窃’是一条规则，因为偷窃通常给受害者带来的伤害大于给你带来的好处，那么你就应该遵循‘不做弊大于利的事情’这条规则。如果有时候偷窃‘利大于弊’——那就去偷！
这种‘后果主义’(consequentialist)（只看结果，不看过程）方法的问题在于，它完全没有‘抵制脑洞大开’的能力。我们的大脑非常擅长编造理由，论证‘在这个特定情况下，你（出于其他原因）早就想做的事情，恰好也对全人类大有裨益’。而‘道义论’会说：不，你不能这么干。
‘道义论’的一种形式是‘规则功利主义’(rule utilitarianism)：根据‘什么能带来最大利益’来选择规则，但当需要选择具体行动时，只需遵循你已经选定的规则。
“拿住”正确的“包袱”
上面提到的另一个共同主题是，你的行为往往由你的‘激励机制’(incentives)决定——用加密圈的行话来说，就是你“拿住了”什么“包袱”（bags）（指你持有了哪些资产或立场，这些东西会反过来影响你的看法和行为）。这种压力是很难抗拒的。避免这种情况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要给自己设定坏的激励。
另一个推论是，要避免‘拿住’错误的‘社交包袱’：即你所依附的‘朋友圈子’。你不能试图没有‘社交包袱’——这样做违背我们最基本的人类本能。但至少，你可以让它们多元化。要做到这一点，最简单的一步就是：明智地选择你的‘物理位置’。
这让我想起了我对我个人对‘如何为AI安全做贡献’这个已经泛滥的类型，贡献一点我自己的建议：
- 不要为一家正在让‘前沿全自主AI’能力进展更快的公司工作
- 不要住在旧金山湾区](/_next/image?url=https%3A%2F%2Fpbs.twimg.com%2Fprofile_images%2F561086911561736192%2F6_g58vEs_400x400.jpeg&w=3840&q=75 "翻译：抵制“脑洞大开”的思维陷阱
一种思维或论证方式好不好，有个很重要的标准，我称之为‘抵制脑洞大开’(galaxy brain resistance)的能力（这是一个网络梗，‘Galaxy Brain’或‘宇宙大脑’，常用来讽刺那些把简单问题过度复杂化，或为错误观点找一套看似高深理论的“聪明人”）：它到底有多难被滥用？你能不能用它来为你（早就出于别的原因）想做的任何事“自圆其说”？这精神和科学里的‘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指一个理论必须有可能被证明是错的，才算是科学理论）很像：如果你的论点能证明一切，那它就什么也证明不了。
你应该止步于第二步。
要理解为什么‘抵制脑洞大开’很重要，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看缺乏它时会发生什么。你可能听过很多类似这样的话：
> 我们正在构建一个全新的去中心化____市场，它将彻底改变____客户与其供应商的互动方式，并允许创作者将其受众转变为数字民族国家。$____是一种治理代币，让你能在这个快速增长的市场中发挥直接作用。如果我们能占据____市场1%的份额，这将是一个____亿美元的市场，而这个治理代币将价值数十亿。
在政治领域，情况可能糟糕得多。比如：
> [某个少数族裔]要为许多持续的社会混乱负责，他们耗尽了我们的资源。如果我们能彻底清除他们（我指的是‘彻底’清除，让他们再也回不来），这虽然是一次残酷的一次性行动，但从长远来看，如果这能让我们的经济增长率提高千分之五，那么500年后，我们的国家将比原来富裕12倍。这将是无数更幸福、更充实的人生。如果仅仅因为懦弱，害怕在今天付出这一次性代价，而让我们的后代过上极其贫困的生活，那将是严重的不公。
要反驳上面的论点，一种方法是把它们当作哲学课上的数学题，找出你不同意的具体前提或步骤，然后驳斥它们。但更现实的方法是，你得意识到，在现实世界中，上述论点几乎都不是‘推理’——它们是‘合理化’（即先有结论，再倒推理由）。
那些人早就有了结论，原因很可能是出于私利或情绪（比如他们自己屯了那个代币，或者他们真的、真的非常讨厌那个少数族裔），然后他们才编造出那些花哨的论点，来证明自己有多合理。这些花哨论点的目的在于：(i) 欺骗演讲者自己的‘高级思维’，让它服从于‘原始本能’；(ii) 试图通过拉拢不仅是受蒙蔽的人，还有那些自以为很聪明的人（或更糟的，真正聪明的人）入伙，来壮大他们的运动。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论证，那些‘抵制脑洞大开’能力很弱的思维模式是一种普遍现象，有些后果温和，有些则极其严重。我也会介绍一些‘抵制脑洞大开’能力很强的模式，并倡导使用它们。
那些“抵制脑洞大开”能力很弱的思维模式
宿命论 (Inevitabilism)
看看最近这条推文，它是一个典型例子，完美展现了硅谷AI“鼓吹主义”的论调：
> “自动化带来的大规模失业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自然经济规律。我们公司 (Mechanize Inc) 的目标是加速这一进程，确保平稳过渡，而不是徒劳地抵抗它。加入我们，共同建设未来。”
这是‘宿命论谬误’(inevitability fallacy)的一个典型。这篇文章从一个（也许合理的）声明开始：经济的完全自动化最终必然会发生。然后它直接跳到了结论：我们应该积极地去加速这一天的到来（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类劳动力失业）。为什么要积极加速呢？哦，我们都懂：因为写这条推文的是一家公司，而这家公司的全部业务就是积极地加速这件事。
诚然，‘宿命论’是一个哲学错误，我们可以在哲学上反驳它。如果让我来反驳，我会集中在三点：
- 宿命论过度假设存在一个‘无限流动的市场’，如果你不做，别人也会立刻补上。某些行业或许如此。但AI恰恰相反：这是一个绝大部分进展由极少数人和企业推动的领域。如果他们中有一个停下来，事情真的会明显放慢。
- 宿命论低估了人们集体决策的力量。如果一个人或一家公司做了某个决定，这往往会为其他人树立榜样。即使短期内无人跟随，它也可能为后续的更多行动埋下伏笔。勇敢地站出来反对一件事，甚至可以提醒人们：‘勇敢的立场’本身是可能奏效的。
- 宿命论过度简化了选择空间。Mechanize公司可以继续致力于经济的完全自动化。他们也可以关门大吉。但他们同样可以调整工作方向，专注于构建‘部分自动化’的形式，赋权给那些仍在流程中的人类，最大限度地延长‘人机协作’优于‘纯AI’的时期，从而为我们安全地过渡到超级智能争取更多时间。当然，还有我没想到的其他选项。
但在现实世界中，‘宿命论’无法被纯粹的逻辑击败，因为它就不是作为逻辑产物被创造出来的。在我们的社会中，‘宿命论’最常见的用途，是让人们为自己（出于其他原因，通常是追逐政治权力或金钱）早已决定要做的事情，进行‘事后合理化’。理解这一事实本身，往往就是最好的破解之道：当别人最想让你相信‘一切无可挽回’、劝你放弃抵抗时，恰恰是你最有筹码的时刻。
长期主义 (Longtermism)
‘长期主义’(Longtermism)是一种思维模式，它强调遥远未来的巨大利害关系。如今，很多人把这个词和‘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的长期主义联系在一起，比如80000 Hours（一个有效利他主义相关的职业建议组织）上的这篇介绍：
> 如果我们仅仅讨论人类未来可能的人口数量，这个数字是惊人的。简单假设在未来5亿年中的每个世纪都有80亿人，10 我们的总人口将达到约4万万亿……而一旦我们不再局限于地球，值得我们关心的人口潜力将变得真正庞大。
但‘诉诸长远’这个概念本身要古老得多。几个世纪以来，个人理财规划师、经济学家、哲学家、讨论种树最佳时机的人，以及许多其他人，都在呼吁为了未来更大的利益而在今天做出牺牲。
我之所以不愿轻易批评‘长期主义’，是因为，嗯，长远未来确实非常重要。我们不会因为有人被黑客骗了钱，就去硬分叉（指对区块链进行一次重大的、不向下兼容的规则变更）一个区块链，因为这样做虽然有明显的一次性好处，但会永久损害这条链的信誉。正如泰勒·科文(Tyler Cowen)在《固执己见》(Stubborn Attachments)中论述的，经济增长如此重要，是因为它是少数几样能可靠地在未来无限复利、而不会消失或陷入循环的东西之一。教育你的孩子，回报在十年之后。如果你一点‘长期主义’都不沾，你永远不会去修路。当你不重视长远时，就会遇到问题。我个人一直反对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技术债’(technical debt)（指开发人员为了“走捷径”而做出的妥协，这些妥协在未来会导致额外的工作）：当软件开发者只关注短期目标，对长期图景缺乏连贯的看法时，结果就是软件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丑陋和垃圾（参见：我推动简化以太坊 L1 的努力）。
但这里有个陷阱：‘长期主义’论点的‘抵制脑洞大开’能力非常低。毕竟，‘长期’很遥远，你可以编造各种美丽的故事，说只要你做了X，未来几乎什么好事都可能发生。在现实世界中，当我们观察市场和政治的行为时，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种手法的弊端。
在市场上，区分这两种模式的变量是通行的‘利率’。当利率很高时，只有那些能带来明确近期利润的项目才值得投资。但当利率很低时，嗯，‘低利率环境’这个词，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众所周知的暗号，它描述的就是这样一种情景：大量的人在创造和追逐那些最终不切实际的‘叙事’(narratives)，最终导致泡沫和崩溃。
在政治上，人们普遍抱怨政客们为了取悦选民而采取短视行为，把问题藏在地毯下，直到下次选举后才重新出现。但同样存在另一种问题，叫做‘通往无处之桥’(bridge to nowhere)：一个以‘长期价值’为由上马的基础设施项目，但这个‘价值’从未兑现。
例如拉脱维亚的一座‘通往无处之桥’，或者像Dentacoin（直译为‘牙科币’）——一个‘全球牙科行业的区块链解决方案’，其市值一度超过18亿美元。
这两种情况的核心问题都是：思考长远未来，使你有可能与现实脱节。在一个偏好短期的环境中，你固然忽略了长期，但至少还有一个反馈机制：如果一个提议声称有近期好处，那么在近期，所有人都能看到这些好处是否真的实现。而在一个偏好长期的环境中，一个关于‘长期好处’的论点不需要是正确的，它只需要听起来正确。因此，尽管每个人都声称他们在玩的游戏是‘根据长期价值来选择想法’，但他们实际在玩的游戏却是‘根据在往往失调且高度对抗的社会环境中谁能胜出来选择想法’。
如果你能用‘模糊但极大的长期正面后果’的故事来为任何事情辩护，那么一个‘模糊但极大的长期正面后果’的故事就什么也说明不了。
我们如何才能在不与现实脱节的情况下，获得长期思考的好处呢？首先，我想说这真的很难。但除此之外，我确实认为有一些基本的经验法则。最简单的一条是：你以‘长期利益’之名正在做的事情，是否有坚实的历史记录证明它确实能带来那些利益？ 经济增长就是这样。不让物种灭绝也是这样。试图建立一个‘单一世界政府’就不是——事实上，它和许多其他例子一样，有着屡战屡败并在过程中造成大量伤害的‘坚实历史记录’。如果你正在考虑的行动，其‘长期好处’是投机性的，但其‘已知的长期危害’却是可靠的，那么……就别做它。这个规则并不总是适用，因为有时我们真的生活在史无前例的时代。但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我们真的生活在史无前例的时代’这句话本身，‘抵制脑洞大开’的能力就非常低。
以“个人审美”为由禁绝事物的蹩脚借口
> 我觉得海胆(uni)很恶心。你吃的可是海胆的生殖腺。有时候，在omakase（日式无菜单料理）上，这东西甚至会怼到我脸面前来。但即便如此，我仍然反对禁止它，这是原则问题。
我鄙视的一种行为是，有人利用政府的强制力，把终极而言只是‘个人审美偏好’的东西，强加给其他数百万人的个人生活。有审美没问题。在设计公共环境时考虑审美也很好。但把你的审美强加于他人的个人生活就不行——你强加给别人的成本，远远高于你自己的心理收益，而且如果每个人都想这么干，那必然会导致文化霸权，或‘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政治战争’。
不难发现，政客们因为‘呃，我觉得这很恶心’这种烂理由而推动禁令的例子，简直是板上钉钉。一个‘富矿’就是各种反对同性恋的运动。比如圣彼得堡杜马代表维塔利·米罗诺夫(Vitaly Mironov)：
> LGBT（指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群体）没有权利。在我国，他们的权利不包括在具有社会意义的受保护价值清单中。这些所谓的‘变态’拥有他们作为我国人民、公民所拥有的一切权利，但他们不包括在某个‘扩展的顶级清单’中。我们将把他们从我国的人权问题清单中永远剔除。
甚至弗拉基米尔·普京本人，也曾试图通过抱怨美国有太多的‘撒旦主义’来为入侵乌克兰辩护。一个最近的、略有不同的例子是美国禁止‘合成肉’(synthetic meat)的运动：
> ‘培养肉’(Cultured meat)不是肉……它是人造的，真正的肉是上帝亲手造的……如果你真想尝尝那种‘氮基蛋白质糊糊’，去加州吧。
但更多的人会‘文明’一步，他们试图用某种借口来包装这种厌恶。一个常见的借口是‘社会道德结构’(the moral fabric of society)、‘社会稳定’以及诸如此类的理由。这类论点也常被用来为‘审查制度’辩护。
这有什么问题？我让斯科特·亚历山大(Scott Alexander)（著名博客作者，常撰写关于理性、AI等话题的深度文章）来回答这个问题：
> ‘宽松伤害原则’(The Loose Principle of Harm)指的是，政府可以对那些复杂的、间接的伤害，即那些‘削弱社会道德结构’的事情感到愤怒……但允许‘宽松伤害原则’的存在，就等于恢复了所有那些‘自由主义’(liberalism)本应阻止的、‘试图控制他人’的古老战争。一个人说：‘同性婚姻将导致同性恋被更广泛地接受，从而导致性病率上升！这是伤害！我们必须禁止同性婚姻！’另一个人说：‘允许人们把孩子送到非公立学校，可能会导致孩子在宗教学校里宣扬反同性恋，导致这些孩子长大后犯下仇恨罪！这是伤害！我们必须禁止非公立学校！’如此循环，永无止境。
‘社会道德结构’确实存在——有些社会在很多方面都比其他社会更道德，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它也模糊不清、没有明确定义，这使得它非常容易被滥用，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被说成是‘违反了社会道德结构’。这同样适用于更直接诉诸‘厌恶感的智慧’(wisdom of repugnance)的做法，这种做法已经对科学和医学的进步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也适用于那些新出现的、‘我就是不喜欢所以要禁掉它’的包装纸，其中一个常见的就是要对抗‘全球精英’(global elites)，维护‘本土文化’。
再来看看那些反‘合成肉’斗士们的一些言论（记住，这些人不是在解释为什么他们自己不吃合成肉，他们是在解释为什么他们要强迫其他人也接受他们的选择）：
> ‘全球精英’想要控制我们的行为，强迫美国人接受‘培养皿肉和虫子’的饮食。
> 佛罗里达州正在说‘不’。我很自豪签署了SB 1084法案，将‘实验室培育肉’(lab grown meat)挡在佛罗里达州之外，优先保护我们的农民和牧场主，而不是‘精英’和‘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议程。
> 有些人可能喜欢和比尔·盖茨一起吃虫子，但我不喜欢。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同情‘温和自由意志主义’(moderate libertarianism)（一种强调个人自由和有限政府的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希望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禁止某事物，需要一个清晰的故事，说明它对‘明确的受害者’造成了‘明确的伤害或风险’，而且如果这个故事在法庭上被成功挑战，那么法律就该被废除。这极大地降低了政府被（利益集团）俘获，并利用它来将一种文化的偏好强加于他人个人生活，或打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可能性。
为“劣质金融”辩护
在加密世界（Crypto），你经常听到一些糟糕的论点，劝你把钱投入各种高风险项目。有时，它们听起来很‘聪明’，比如一个项目如何‘颠覆’（即参与）一个万亿美元的行业，以及这个特定项目有多么独特，做了别人没做的事。其他时候，就纯粹是‘因为有名人站台，所以价格会涨’。
我并不反对人们“找乐子”，包括拿自己的一些钱去冒险。我反对的是，人们被鼓励把一半的净资产投入到一个‘网红们都说肯定会涨’的代币上，而最现实的结果是，两年后这个代币一文不值。但我更反对的是，有人辩称这些投机代币游戏是‘道德上正义的’，因为穷人需要这种快速的10倍收益，才能在现代经济中获得公平的机会。就像下面这个说法：
> “对于一个净资产5000美元的人来说，‘慢慢来，投资指数基金’是地狱般的建议。他们需要的是阶层流动。他们需要承担高风险、高回报的赌注。加密货币（Memecoins）是现代唯一为他们提供这种机会的地方。”
这是一个很烂的论点。反驳它的一种方式是，像对待其他论点一样，去解构和驳斥‘这是一种有意义或有益的“阶层流动”’这一说法。
这个论点的核心问题是：赌场是零和游戏。粗略地说，每有一个人通过这个游戏提升了一个社会阶层，就有另一个人下降了一个社会阶层。
但如果你深入研究数学，情况会更糟。在任何标准的福利经济学教科书中，你最早会学到的概念之一是，一个人对金钱的‘效用函数’(utility function)是凹的（原文误写为convex(凸)，但从图和上下文看，作者显然指的是‘凹函数’(concave function)，即‘边际效用递减’。我们按其本意翻译）。你越富有，每增加一块钱带给你的‘效用’（满足感）就越少。
注意看，你拥有的钱（横轴）越多，曲线的斜率（每块钱的价值）就越低。
这个模型有一个重要结论：随机的抛硬币（赌博），尤其是大额赌博，对你来说平均是‘有害的’。损失10万美元带给你的痛苦，比赢得10万美元带给你的快乐要多。如果我们建立一个模型，假设你现在有20万美元，财富每变动2倍（即增加100%或减少50%）就会让你上升或下降一个社会阶层，那么如果你赢得一个10万美元的赌注（财富变为30万），你大约上升了半个社会阶层；但如果你输掉了赌注（财富变为10万），你下降了整整一个社会阶层。
那些由‘真正研究人类决策、并试图改善人们生活’的学者建立的经济模型，几乎总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么，什么样的经济模型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即‘你应该倾尽所有去追求10倍收益’呢？答案是：那些由‘目标是为自己炒作的币找个好听说法’的人编造的故事。
在这里，我的目的不是指责那些真正贫穷和绝望、正在寻找出路的人。相反，我的目标是指责那些财务状况良好的人，他们利用‘贫穷绝望的人真的需要那个10倍’作为幌子，来合理化他们‘制造陷阱诱使穷人陷入更深困境’的行为。
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我一直在推动以太坊生态系统专注于‘低风险DeFi’（DeFi，Decentralized Finance，去中心化金融）。让第三世界的人们能够摆脱本国货币的政治性崩溃，并获得第一世界的（稳定）利率，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好事，它可以在不把另一些人推下悬崖的情况下，奇迹般地帮助人们提升社会阶层。最近有人问我：为什么不说‘好的DeFi’(good defi)，而要说‘低风险DeFi’？毕竟，并非所有高风险DeFi都是坏的，也并非所有低风险DeFi都是好的。我的回答是：如果我们关注‘好的DeFi’，那么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脑洞大开’，论证任何特定类型的DeFi都是‘好的’。但如果你说‘低风险DeFi’，这是一个有约束力的分类——你真的很难‘脑洞大开’，把一种明显在让人们一夜破产的活动，说成是‘低风险’的。
我当然不反对高风险DeFi的存在——毕竟，我是‘预测市场’(prediction markets)（一种对未来事件的结果进行押注的平台）的粉丝。但一个更健康的生态系统应该是，低风险DeFi是主菜，高风险DeFi是配菜——是某种有趣的、实验性的东西，而不是让你押上一半身家性命的玩意儿。
最后一个问题：‘预测市场不仅仅是赌博，它们通过改善准确信息的获取来造福社会’这一观点，其本身是否也只是一种‘脑洞大开’的事后合理化？有些人当然是这么认为的：
> “‘预测市场’不过是受过大学教育的男人玩的‘占星术’，他们用‘认知价值’和‘社会效用’这些词来包装，以掩盖他们只是在赌博的事实。”
我来为自己辩护一下。你之所以能判断这不是‘事后合理化’，是因为欣赏预测市场、并试图将其变为现实的学术传统，已经存在了三十年，这远远早于任何人能靠它（无论是创建项目还是参与其中）赚大钱的可能性。这种‘预先存在的学术传统’，是‘Meme币’(memecoins)甚至像‘个人代币’(personal tokens)这种更边缘的案例所不具备的。但是，我再说一遍，预测市场不是低风险DeFi，所以它们是配菜，不是让你押上一半净资产的东西。
权力最大化 (Power maximization)
在AI相关的‘有效利他主义’(EA, Effective Altruism)圈子里，有许多有权有势的人，如果你去问他们，他们会明确告诉你，他们的策略是尽可能多地积累权力。他们的目标是占据有利位置，这样，当某个‘关键时刻’(pivotal moment)到来时，他们可以带着火力全开和海量资源登场，并‘做正确的事’。
‘权力最大化’是终极的‘脑洞大开’策略。‘把权力给我，我好去办X’这个论点，无论X是什么，都同样具有说服力。在那个‘关键时刻’（在AI末世论中，这指的是我们要么实现乌托邦、要么全人类死亡并变成回形针的前一刻）到来之前，你为‘利他主义’理由而采取的行动，和你因为‘贪婪的自我膨胀’而采取的行动，看起来是完全一样的。因此，任何试图实现后者的人，都可以零成本地告诉你，他们正在努力实现前者，并说服你他们是个好人。
从‘外部视角’(outside view)（一种认知偏差纠正方法，强调参考相似情况的统计数据，而不是依赖自己的主观感受）来看，这种论点显然是疯狂的：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道德，所以很容易看出，即使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权力最大化是净收益，但实际上它真的不是。但从‘内部视角’(inside view)来看，如果你环顾这个世界，看到社交媒体上的仇恨、政治腐败、入侵、其他AI公司的肆无忌惮，那么‘我才是好人，我应该忽略这个腐败的外部世界，自己去解决问题’的想法，当然感觉很有吸引力。而这，恰恰就是为什么采取‘外部视角’是健康的。
或者，你可以采取一个不同的、更谦逊的‘内部视角’。这里有一个来自‘有效利他主义’论坛的有趣论点：
> 可以说，投资的最大优势在于它可以指数级地增长金融资源，这些资源可以在以后用于行善。自1926年成立以来，标普500指数(S&P 500)经通胀调整后的年化回报率约为7% …… ‘价值观漂移’(value drift)的风险更难估计，但这是一个重要因素。例如，有来源共同表明，有效利他主义社区内个人的年均‘价值观漂移率’约为10%。
也就是说，虽然你的财富每年确实增长7%，但经验数据也表明，如果你今天相信某项事业，明天你对其的信念可能会减少约10%。这与坦纳·格里尔(Tanner Greer)的一个观察相吻合：公共知识分子往往有大约10-15年的‘保质期’(shelf life)，过了这个期限，他们的思想就不再比周围的背景噪音更好了（至于我从2011年开始公开发表写作这一事实有何意义，我留给读者自己判断）。
因此，如果你为了‘以后再行动’而积累财富，你未来的自己很可能会用那些多出来的财富，去做一些你现在的自己甚至都不支持的事情。
“我在内部能做得更多”主义
在AI安全领域，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是‘权力最大化’和‘宿命论’的混合体：人们认为，推进AI安全事业的最佳方式，是加入那些正在让超级智能AI更快实现的公司，并试图‘从内部’改善它们。在这里，你经常会得到这样的合理化解释，比如说：
> “我对OpenAI非常失望。他们需要更多像我这样的安全意识的员工。我宣布我将加入他们，从内部推动变革。”
从‘内部视角’看，这似乎合情合理。然而，从‘外部视角’看，你基本上就成了这样：
> 角色A：“这个地方糟透了。”
> 角色B：“那你为什么还不离开？”
> 角色A：“我得留下来，确保它变得更糟。”
这个流派的另一个好例子是现代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在这里，我只想引用《金融时报》的这篇文章：
> 2月24日，普京承认顿巴斯分离主义者三天后，对乌克兰发动了全面进攻，这超出了他们最坏的预期。他们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通过电视才发现了普京的真实意图。普京未能听取技术官僚的警告，这让他们备受打击。一位在战争初期见过格里夫(Gref)（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CEO）的前高管说：‘我从未见过他那样。他完全垮了，处于彻底的震惊之中。’……‘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一场灾难，他比任何人都更这么认为。’ …… ……在俄罗斯政治精英的狭小圈子里，像格里夫和纳比乌琳娜（俄罗斯央行行长）这样的‘技术官僚’(technocrats)，曾被认为是现代化者，是制衡普京身边‘希拉维克’(siloviki)（即强硬派安全机构的资深人士）的改革派力量。 然而，当面临一个捍卫他们对开放市场的信念、并公开反对战争的历史性机会时，他们退缩了。据前官员称，这些技术官僚非但没有与普京决裂，反而巩固了自己作为‘赋能者’(enablers)（纵容者、协助者）的角色，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工具，来减轻西方制裁的打击，维持俄罗斯的战时经济。
同样，问题在于‘我在内部能做得更多’这句话，‘抵制脑洞大开’的能力非常低。无论你实际上在内部做了什么，说一句‘我在内部能做得更多’总是很容易的。所以你最终只是成了机器上的一个齿轮，和你旁边的那些齿轮——那些为了让家人住上豪宅、每天吃昂贵晚餐而工作的人——起着同样的作用，只是你的理由听起来好听一点。
那么，你该如何避免“脑洞大开”？
你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但我将集中讨论两件：
坚守原则
为你‘不愿做’的事情划下硬红线——不杀害无辜的人，不偷窃，不欺诈，尊重他人的个人自由——并且为任何例外情况设置一个非常高的门槛。
哲学家们通常称之为‘道义论伦理’(deontological ethics)（注重义务和规则，而非结果）。‘道义论’让很多人感到困惑——很自然地，如果你的规则背后有某种根本原因，你难道不应该直接去追求那个根本原因吗？如果‘不偷窃’是一条规则，因为偷窃通常给受害者带来的伤害大于给你带来的好处，那么你就应该遵循‘不做弊大于利的事情’这条规则。如果有时候偷窃‘利大于弊’——那就去偷！
这种‘后果主义’(consequentialist)（只看结果，不看过程）方法的问题在于，它完全没有‘抵制脑洞大开’的能力。我们的大脑非常擅长编造理由，论证‘在这个特定情况下，你（出于其他原因）早就想做的事情，恰好也对全人类大有裨益’。而‘道义论’会说：不，你不能这么干。
‘道义论’的一种形式是‘规则功利主义’(rule utilitarianism)：根据‘什么能带来最大利益’来选择规则，但当需要选择具体行动时，只需遵循你已经选定的规则。
“拿住”正确的“包袱”
上面提到的另一个共同主题是，你的行为往往由你的‘激励机制’(incentives)决定——用加密圈的行话来说，就是你“拿住了”什么“包袱”（bags）（指你持有了哪些资产或立场，这些东西会反过来影响你的看法和行为）。这种压力是很难抗拒的。避免这种情况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要给自己设定坏的激励。
另一个推论是，要避免‘拿住’错误的‘社交包袱’：即你所依附的‘朋友圈子’。你不能试图没有‘社交包袱’——这样做违背我们最基本的人类本能。但至少，你可以让它们多元化。要做到这一点，最简单的一步就是：明智地选择你的‘物理位置’。
这让我想起了我对我个人对‘如何为AI安全做贡献’这个已经泛滥的类型，贡献一点我自己的建议：
- 不要为一家正在让‘前沿全自主AI’能力进展更快的公司工作
- 不要住在旧金山湾区")
翻译：抵制“脑洞大开”的思维陷阱 一种思维或论证方式好不好，有个很重要的标准，我称之为‘抵制脑洞大开’(galaxy brain resistance)的能力（这是一个网络梗，‘Galaxy Brain’或‘宇宙大脑’，常用来讽刺那些把简单问题过度复杂化，或为错误观点找一套看似高深理论的“聪明人”）：它到底有多难被滥用？你能不能用它来为你（早就出于别的原因）想做的任何事“自圆其说”？这精神和科学里的‘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指一个理论必须有可能被证明是错的，才算是科学理论）很像：如果你的论点能证明一切，那它就什么也证明不了。 你应该止步于第二步。 要理解为什么‘抵制脑洞大开’很重要，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看缺乏它时会发生什么。你可能听过很多类似这样的话： > 我们正在构建一个全新的去中心化____市场，它将彻底改变____客户与其供应商的互动方式，并允许创作者将其受众转变为数字民族国家。$____是一种治理代币，让你能在这个快速增长的市场中发挥直接作用。如果我们能占据____市场1%的份额，这将是一个____亿美元的市场，而这个治理代币将价值数十亿。 在政治领域，情况可能糟糕得多。比如： > [某个少数族裔]要为许多持续的社会混乱负责，他们耗尽了我们的资源。如果我们能彻底清除他们（我指的是‘彻底’清除，让他们再也回不来），这虽然是一次残酷的一次性行动，但从长远来看，如果这能让我们的经济增长率提高千分之五，那么500年后，我们的国家将比原来富裕12倍。这将是无数更幸福、更充实的人生。如果仅仅因为懦弱，害怕在今天付出这一次性代价，而让我们的后代过上极其贫困的生活，那将是严重的不公。 要反驳上面的论点，一种方法是把它们当作哲学课上的数学题，找出你不同意的具体前提或步骤，然后驳斥它们。但更现实的方法是，你得意识到，在现实世界中，上述论点几乎都不是‘推理’——它们是‘合理化’（即先有结论，再倒推理由）。 那些人早就有了结论，原因很可能是出于私利或情绪（比如他们自己屯了那个代币，或者他们真的、真的非常讨厌那个少数族裔），然后他们才编造出那些花哨的论点，来证明自己有多合理。这些花哨论点的目的在于：(i) 欺骗演讲者自己的‘高级思维’，让它服从于‘原始本能’；(ii) 试图通过拉拢不仅是受蒙蔽的人，还有那些自以为很聪明的人（或更糟的，真正聪明的人）入伙，来壮大他们的运动。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论证，那些‘抵制脑洞大开’能力很弱的思维模式是一种普遍现象，有些后果温和，有些则极其严重。我也会介绍一些‘抵制脑洞大开’能力很强的模式，并倡导使用它们。 那些“抵制脑洞大开”能力很弱的思维模式 宿命论 (Inevitabilism) 看看最近这条推文，它是一个典型例子，完美展现了硅谷AI“鼓吹主义”的论调： > “自动化带来的大规模失业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自然经济规律。我们公司 (Mechanize Inc) 的目标是加速这一进程，确保平稳过渡，而不是徒劳地抵抗它。加入我们，共同建设未来。” 这是‘宿命论谬误’(inevitability fallacy)的一个典型。这篇文章从一个（也许合理的）声明开始：经济的完全自动化最终必然会发生。然后它直接跳到了结论：我们应该积极地去加速这一天的到来（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类劳动力失业）。为什么要积极加速呢？哦，我们都懂：因为写这条推文的是一家公司，而这家公司的全部业务就是积极地加速这件事。 诚然，‘宿命论’是一个哲学错误，我们可以在哲学上反驳它。如果让我来反驳，我会集中在三点： - 宿命论过度假设存在一个‘无限流动的市场’，如果你不做，别人也会立刻补上。某些行业或许如此。但AI恰恰相反：这是一个绝大部分进展由极少数人和企业推动的领域。如果他们中有一个停下来，事情真的会明显放慢。 - 宿命论低估了人们集体决策的力量。如果一个人或一家公司做了某个决定，这往往会为其他人树立榜样。即使短期内无人跟随，它也可能为后续的更多行动埋下伏笔。勇敢地站出来反对一件事，甚至可以提醒人们：‘勇敢的立场’本身是可能奏效的。 - 宿命论过度简化了选择空间。Mechanize公司可以继续致力于经济的完全自动化。他们也可以关门大吉。但他们同样可以调整工作方向，专注于构建‘部分自动化’的形式，赋权给那些仍在流程中的人类，最大限度地延长‘人机协作’优于‘纯AI’的时期，从而为我们安全地过渡到超级智能争取更多时间。当然，还有我没想到的其他选项。 但在现实世界中，‘宿命论’无法被纯粹的逻辑击败，因为它就不是作为逻辑产物被创造出来的。在我们的社会中，‘宿命论’最常见的用途，是让人们为自己（出于其他原因，通常是追逐政治权力或金钱）早已决定要做的事情，进行‘事后合理化’。理解这一事实本身，往往就是最好的破解之道：当别人最想让你相信‘一切无可挽回’、劝你放弃抵抗时，恰恰是你最有筹码的时刻。 长期主义 (Longtermism) ‘长期主义’(Longtermism)是一种思维模式，它强调遥远未来的巨大利害关系。如今，很多人把这个词和‘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的长期主义联系在一起，比如80000 Hours（一个有效利他主义相关的职业建议组织）上的这篇介绍： > 如果我们仅仅讨论人类未来可能的人口数量，这个数字是惊人的。简单假设在未来5亿年中的每个世纪都有80亿人，10 我们的总人口将达到约4万万亿……而一旦我们不再局限于地球，值得我们关心的人口潜力将变得真正庞大。 但‘诉诸长远’这个概念本身要古老得多。几个世纪以来，个人理财规划师、经济学家、哲学家、讨论种树最佳时机的人，以及许多其他人，都在呼吁为了未来更大的利益而在今天做出牺牲。 我之所以不愿轻易批评‘长期主义’，是因为，嗯，长远未来确实非常重要。我们不会因为有人被黑客骗了钱，就去硬分叉（指对区块链进行一次重大的、不向下兼容的规则变更）一个区块链，因为这样做虽然有明显的一次性好处，但会永久损害这条链的信誉。正如泰勒·科文(Tyler Cowen)在《固执己见》(Stubborn Attachments)中论述的，经济增长如此重要，是因为它是少数几样能可靠地在未来无限复利、而不会消失或陷入循环的东西之一。教育你的孩子，回报在十年之后。如果你一点‘长期主义’都不沾，你永远不会去修路。当你不重视长远时，就会遇到问题。我个人一直反对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技术债’(technical debt)（指开发人员为了“走捷径”而做出的妥协，这些妥协在未来会导致额外的工作）：当软件开发者只关注短期目标，对长期图景缺乏连贯的看法时，结果就是软件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丑陋和垃圾（参见：我推动简化以太坊 L1 的努力）。 但这里有个陷阱：‘长期主义’论点的‘抵制脑洞大开’能力非常低。毕竟，‘长期’很遥远，你可以编造各种美丽的故事，说只要你做了X，未来几乎什么好事都可能发生。在现实世界中，当我们观察市场和政治的行为时，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种手法的弊端。 在市场上，区分这两种模式的变量是通行的‘利率’。当利率很高时，只有那些能带来明确近期利润的项目才值得投资。但当利率很低时，嗯，‘低利率环境’这个词，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众所周知的暗号，它描述的就是这样一种情景：大量的人在创造和追逐那些最终不切实际的‘叙事’(narratives)，最终导致泡沫和崩溃。 在政治上，人们普遍抱怨政客们为了取悦选民而采取短视行为，把问题藏在地毯下，直到下次选举后才重新出现。但同样存在另一种问题，叫做‘通往无处之桥’(bridge to nowhere)：一个以‘长期价值’为由上马的基础设施项目，但这个‘价值’从未兑现。 例如拉脱维亚的一座‘通往无处之桥’，或者像Dentacoin（直译为‘牙科币’）——一个‘全球牙科行业的区块链解决方案’，其市值一度超过18亿美元。 这两种情况的核心问题都是：思考长远未来，使你有可能与现实脱节。在一个偏好短期的环境中，你固然忽略了长期，但至少还有一个反馈机制：如果一个提议声称有近期好处，那么在近期，所有人都能看到这些好处是否真的实现。而在一个偏好长期的环境中，一个关于‘长期好处’的论点不需要是正确的，它只需要听起来正确。因此，尽管每个人都声称他们在玩的游戏是‘根据长期价值来选择想法’，但他们实际在玩的游戏却是‘根据在往往失调且高度对抗的社会环境中谁能胜出来选择想法’。 如果你能用‘模糊但极大的长期正面后果’的故事来为任何事情辩护，那么一个‘模糊但极大的长期正面后果’的故事就什么也说明不了。 我们如何才能在不与现实脱节的情况下，获得长期思考的好处呢？首先，我想说这真的很难。但除此之外，我确实认为有一些基本的经验法则。最简单的一条是：你以‘长期利益’之名正在做的事情，是否有坚实的历史记录证明它确实能带来那些利益？ 经济增长就是这样。不让物种灭绝也是这样。试图建立一个‘单一世界政府’就不是——事实上，它和许多其他例子一样，有着屡战屡败并在过程中造成大量伤害的‘坚实历史记录’。如果你正在考虑的行动，其‘长期好处’是投机性的，但其‘已知的长期危害’却是可靠的，那么……就别做它。这个规则并不总是适用，因为有时我们真的生活在史无前例的时代。但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我们真的生活在史无前例的时代’这句话本身，‘抵制脑洞大开’的能力就非常低。 以“个人审美”为由禁绝事物的蹩脚借口 > 我觉得海胆(uni)很恶心。你吃的可是海胆的生殖腺。有时候，在omakase（日式无菜单料理）上，这东西甚至会怼到我脸面前来。但即便如此，我仍然反对禁止它，这是原则问题。 我鄙视的一种行为是，有人利用政府的强制力，把终极而言只是‘个人审美偏好’的东西，强加给其他数百万人的个人生活。有审美没问题。在设计公共环境时考虑审美也很好。但把你的审美强加于他人的个人生活就不行——你强加给别人的成本，远远高于你自己的心理收益，而且如果每个人都想这么干，那必然会导致文化霸权，或‘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政治战争’。 不难发现，政客们因为‘呃，我觉得这很恶心’这种烂理由而推动禁令的例子，简直是板上钉钉。一个‘富矿’就是各种反对同性恋的运动。比如圣彼得堡杜马代表维塔利·米罗诺夫(Vitaly Mironov)： > LGBT（指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群体）没有权利。在我国，他们的权利不包括在具有社会意义的受保护价值清单中。这些所谓的‘变态’拥有他们作为我国人民、公民所拥有的一切权利，但他们不包括在某个‘扩展的顶级清单’中。我们将把他们从我国的人权问题清单中永远剔除。 甚至弗拉基米尔·普京本人，也曾试图通过抱怨美国有太多的‘撒旦主义’来为入侵乌克兰辩护。一个最近的、略有不同的例子是美国禁止‘合成肉’(synthetic meat)的运动： > ‘培养肉’(Cultured meat)不是肉……它是人造的，真正的肉是上帝亲手造的……如果你真想尝尝那种‘氮基蛋白质糊糊’，去加州吧。 但更多的人会‘文明’一步，他们试图用某种借口来包装这种厌恶。一个常见的借口是‘社会道德结构’(the moral fabric of society)、‘社会稳定’以及诸如此类的理由。这类论点也常被用来为‘审查制度’辩护。 这有什么问题？我让斯科特·亚历山大(Scott Alexander)（著名博客作者，常撰写关于理性、AI等话题的深度文章）来回答这个问题： > ‘宽松伤害原则’(The Loose Principle of Harm)指的是，政府可以对那些复杂的、间接的伤害，即那些‘削弱社会道德结构’的事情感到愤怒……但允许‘宽松伤害原则’的存在，就等于恢复了所有那些‘自由主义’(liberalism)本应阻止的、‘试图控制他人’的古老战争。一个人说：‘同性婚姻将导致同性恋被更广泛地接受，从而导致性病率上升！这是伤害！我们必须禁止同性婚姻！’另一个人说：‘允许人们把孩子送到非公立学校，可能会导致孩子在宗教学校里宣扬反同性恋，导致这些孩子长大后犯下仇恨罪！这是伤害！我们必须禁止非公立学校！’如此循环，永无止境。 ‘社会道德结构’确实存在——有些社会在很多方面都比其他社会更道德，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它也模糊不清、没有明确定义，这使得它非常容易被滥用，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被说成是‘违反了社会道德结构’。这同样适用于更直接诉诸‘厌恶感的智慧’(wisdom of repugnance)的做法，这种做法已经对科学和医学的进步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也适用于那些新出现的、‘我就是不喜欢所以要禁掉它’的包装纸，其中一个常见的就是要对抗‘全球精英’(global elites)，维护‘本土文化’。 再来看看那些反‘合成肉’斗士们的一些言论（记住，这些人不是在解释为什么他们自己不吃合成肉，他们是在解释为什么他们要强迫其他人也接受他们的选择）： > ‘全球精英’想要控制我们的行为，强迫美国人接受‘培养皿肉和虫子’的饮食。 > 佛罗里达州正在说‘不’。我很自豪签署了SB 1084法案，将‘实验室培育肉’(lab grown meat)挡在佛罗里达州之外，优先保护我们的农民和牧场主，而不是‘精英’和‘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议程。 > 有些人可能喜欢和比尔·盖茨一起吃虫子，但我不喜欢。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同情‘温和自由意志主义’(moderate libertarianism)（一种强调个人自由和有限政府的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希望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禁止某事物，需要一个清晰的故事，说明它对‘明确的受害者’造成了‘明确的伤害或风险’，而且如果这个故事在法庭上被成功挑战，那么法律就该被废除。这极大地降低了政府被（利益集团）俘获，并利用它来将一种文化的偏好强加于他人个人生活，或打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可能性。 为“劣质金融”辩护 在加密世界（Crypto），你经常听到一些糟糕的论点，劝你把钱投入各种高风险项目。有时，它们听起来很‘聪明’，比如一个项目如何‘颠覆’（即参与）一个万亿美元的行业，以及这个特定项目有多么独特，做了别人没做的事。其他时候，就纯粹是‘因为有名人站台，所以价格会涨’。 我并不反对人们“找乐子”，包括拿自己的一些钱去冒险。我反对的是，人们被鼓励把一半的净资产投入到一个‘网红们都说肯定会涨’的代币上，而最现实的结果是，两年后这个代币一文不值。但我更反对的是，有人辩称这些投机代币游戏是‘道德上正义的’，因为穷人需要这种快速的10倍收益，才能在现代经济中获得公平的机会。就像下面这个说法： > “对于一个净资产5000美元的人来说，‘慢慢来，投资指数基金’是地狱般的建议。他们需要的是阶层流动。他们需要承担高风险、高回报的赌注。加密货币（Memecoins）是现代唯一为他们提供这种机会的地方。” 这是一个很烂的论点。反驳它的一种方式是，像对待其他论点一样，去解构和驳斥‘这是一种有意义或有益的“阶层流动”’这一说法。 这个论点的核心问题是：赌场是零和游戏。粗略地说，每有一个人通过这个游戏提升了一个社会阶层，就有另一个人下降了一个社会阶层。 但如果你深入研究数学，情况会更糟。在任何标准的福利经济学教科书中，你最早会学到的概念之一是，一个人对金钱的‘效用函数’(utility function)是凹的（原文误写为convex(凸)，但从图和上下文看，作者显然指的是‘凹函数’(concave function)，即‘边际效用递减’。我们按其本意翻译）。你越富有，每增加一块钱带给你的‘效用’（满足感）就越少。 注意看，你拥有的钱（横轴）越多，曲线的斜率（每块钱的价值）就越低。 这个模型有一个重要结论：随机的抛硬币（赌博），尤其是大额赌博，对你来说平均是‘有害的’。损失10万美元带给你的痛苦，比赢得10万美元带给你的快乐要多。如果我们建立一个模型，假设你现在有20万美元，财富每变动2倍（即增加100%或减少50%）就会让你上升或下降一个社会阶层，那么如果你赢得一个10万美元的赌注（财富变为30万），你大约上升了半个社会阶层；但如果你输掉了赌注（财富变为10万），你下降了整整一个社会阶层。 那些由‘真正研究人类决策、并试图改善人们生活’的学者建立的经济模型，几乎总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么，什么样的经济模型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即‘你应该倾尽所有去追求10倍收益’呢？答案是：那些由‘目标是为自己炒作的币找个好听说法’的人编造的故事。 在这里，我的目的不是指责那些真正贫穷和绝望、正在寻找出路的人。相反，我的目标是指责那些财务状况良好的人，他们利用‘贫穷绝望的人真的需要那个10倍’作为幌子，来合理化他们‘制造陷阱诱使穷人陷入更深困境’的行为。 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我一直在推动以太坊生态系统专注于‘低风险DeFi’（DeFi，Decentralized Finance，去中心化金融）。让第三世界的人们能够摆脱本国货币的政治性崩溃，并获得第一世界的（稳定）利率，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好事，它可以在不把另一些人推下悬崖的情况下，奇迹般地帮助人们提升社会阶层。最近有人问我：为什么不说‘好的DeFi’(good defi)，而要说‘低风险DeFi’？毕竟，并非所有高风险DeFi都是坏的，也并非所有低风险DeFi都是好的。我的回答是：如果我们关注‘好的DeFi’，那么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脑洞大开’，论证任何特定类型的DeFi都是‘好的’。但如果你说‘低风险DeFi’，这是一个有约束力的分类——你真的很难‘脑洞大开’，把一种明显在让人们一夜破产的活动，说成是‘低风险’的。 我当然不反对高风险DeFi的存在——毕竟，我是‘预测市场’(prediction markets)（一种对未来事件的结果进行押注的平台）的粉丝。但一个更健康的生态系统应该是，低风险DeFi是主菜，高风险DeFi是配菜——是某种有趣的、实验性的东西，而不是让你押上一半身家性命的玩意儿。 最后一个问题：‘预测市场不仅仅是赌博，它们通过改善准确信息的获取来造福社会’这一观点，其本身是否也只是一种‘脑洞大开’的事后合理化？有些人当然是这么认为的： > “‘预测市场’不过是受过大学教育的男人玩的‘占星术’，他们用‘认知价值’和‘社会效用’这些词来包装，以掩盖他们只是在赌博的事实。” 我来为自己辩护一下。你之所以能判断这不是‘事后合理化’，是因为欣赏预测市场、并试图将其变为现实的学术传统，已经存在了三十年，这远远早于任何人能靠它（无论是创建项目还是参与其中）赚大钱的可能性。这种‘预先存在的学术传统’，是‘Meme币’(memecoins)甚至像‘个人代币’(personal tokens)这种更边缘的案例所不具备的。但是，我再说一遍，预测市场不是低风险DeFi，所以它们是配菜，不是让你押上一半净资产的东西。 权力最大化 (Power maximization) 在AI相关的‘有效利他主义’(EA, Effective Altruism)圈子里，有许多有权有势的人，如果你去问他们，他们会明确告诉你，他们的策略是尽可能多地积累权力。他们的目标是占据有利位置，这样，当某个‘关键时刻’(pivotal moment)到来时，他们可以带着火力全开和海量资源登场，并‘做正确的事’。 ‘权力最大化’是终极的‘脑洞大开’策略。‘把权力给我，我好去办X’这个论点，无论X是什么，都同样具有说服力。在那个‘关键时刻’（在AI末世论中，这指的是我们要么实现乌托邦、要么全人类死亡并变成回形针的前一刻）到来之前，你为‘利他主义’理由而采取的行动，和你因为‘贪婪的自我膨胀’而采取的行动，看起来是完全一样的。因此，任何试图实现后者的人，都可以零成本地告诉你，他们正在努力实现前者，并说服你他们是个好人。 从‘外部视角’(outside view)（一种认知偏差纠正方法，强调参考相似情况的统计数据，而不是依赖自己的主观感受）来看，这种论点显然是疯狂的：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道德，所以很容易看出，即使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权力最大化是净收益，但实际上它真的不是。但从‘内部视角’(inside view)来看，如果你环顾这个世界，看到社交媒体上的仇恨、政治腐败、入侵、其他AI公司的肆无忌惮，那么‘我才是好人，我应该忽略这个腐败的外部世界，自己去解决问题’的想法，当然感觉很有吸引力。而这，恰恰就是为什么采取‘外部视角’是健康的。 或者，你可以采取一个不同的、更谦逊的‘内部视角’。这里有一个来自‘有效利他主义’论坛的有趣论点： > 可以说，投资的最大优势在于它可以指数级地增长金融资源，这些资源可以在以后用于行善。自1926年成立以来，标普500指数(S&P 500)经通胀调整后的年化回报率约为7% …… ‘价值观漂移’(value drift)的风险更难估计，但这是一个重要因素。例如，有来源共同表明，有效利他主义社区内个人的年均‘价值观漂移率’约为10%。 也就是说，虽然你的财富每年确实增长7%，但经验数据也表明，如果你今天相信某项事业，明天你对其的信念可能会减少约10%。这与坦纳·格里尔(Tanner Greer)的一个观察相吻合：公共知识分子往往有大约10-15年的‘保质期’(shelf life)，过了这个期限，他们的思想就不再比周围的背景噪音更好了（至于我从2011年开始公开发表写作这一事实有何意义，我留给读者自己判断）。 因此，如果你为了‘以后再行动’而积累财富，你未来的自己很可能会用那些多出来的财富，去做一些你现在的自己甚至都不支持的事情。 “我在内部能做得更多”主义 在AI安全领域，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是‘权力最大化’和‘宿命论’的混合体：人们认为，推进AI安全事业的最佳方式，是加入那些正在让超级智能AI更快实现的公司，并试图‘从内部’改善它们。在这里，你经常会得到这样的合理化解释，比如说： > “我对OpenAI非常失望。他们需要更多像我这样的安全意识的员工。我宣布我将加入他们，从内部推动变革。” 从‘内部视角’看，这似乎合情合理。然而，从‘外部视角’看，你基本上就成了这样： > 角色A：“这个地方糟透了。” > 角色B：“那你为什么还不离开？” > 角色A：“我得留下来，确保它变得更糟。” 这个流派的另一个好例子是现代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在这里，我只想引用《金融时报》的这篇文章： > 2月24日，普京承认顿巴斯分离主义者三天后，对乌克兰发动了全面进攻，这超出了他们最坏的预期。他们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通过电视才发现了普京的真实意图。普京未能听取技术官僚的警告，这让他们备受打击。一位在战争初期见过格里夫(Gref)（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CEO）的前高管说：‘我从未见过他那样。他完全垮了，处于彻底的震惊之中。’……‘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一场灾难，他比任何人都更这么认为。’ …… ……在俄罗斯政治精英的狭小圈子里，像格里夫和纳比乌琳娜（俄罗斯央行行长）这样的‘技术官僚’(technocrats)，曾被认为是现代化者，是制衡普京身边‘希拉维克’(siloviki)（即强硬派安全机构的资深人士）的改革派力量。 然而，当面临一个捍卫他们对开放市场的信念、并公开反对战争的历史性机会时，他们退缩了。据前官员称，这些技术官僚非但没有与普京决裂，反而巩固了自己作为‘赋能者’(enablers)（纵容者、协助者）的角色，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工具，来减轻西方制裁的打击，维持俄罗斯的战时经济。 同样，问题在于‘我在内部能做得更多’这句话，‘抵制脑洞大开’的能力非常低。无论你实际上在内部做了什么，说一句‘我在内部能做得更多’总是很容易的。所以你最终只是成了机器上的一个齿轮，和你旁边的那些齿轮——那些为了让家人住上豪宅、每天吃昂贵晚餐而工作的人——起着同样的作用，只是你的理由听起来好听一点。 那么，你该如何避免“脑洞大开”？ 你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但我将集中讨论两件： 坚守原则 为你‘不愿做’的事情划下硬红线——不杀害无辜的人，不偷窃，不欺诈，尊重他人的个人自由——并且为任何例外情况设置一个非常高的门槛。 哲学家们通常称之为‘道义论伦理’(deontological ethics)（注重义务和规则，而非结果）。‘道义论’让很多人感到困惑——很自然地，如果你的规则背后有某种根本原因，你难道不应该直接去追求那个根本原因吗？如果‘不偷窃’是一条规则，因为偷窃通常给受害者带来的伤害大于给你带来的好处，那么你就应该遵循‘不做弊大于利的事情’这条规则。如果有时候偷窃‘利大于弊’——那就去偷！ 这种‘后果主义’(consequentialist)（只看结果，不看过程）方法的问题在于，它完全没有‘抵制脑洞大开’的能力。我们的大脑非常擅长编造理由，论证‘在这个特定情况下，你（出于其他原因）早就想做的事情，恰好也对全人类大有裨益’。而‘道义论’会说：不，你不能这么干。 ‘道义论’的一种形式是‘规则功利主义’(rule utilitarianism)：根据‘什么能带来最大利益’来选择规则，但当需要选择具体行动时，只需遵循你已经选定的规则。 “拿住”正确的“包袱” 上面提到的另一个共同主题是，你的行为往往由你的‘激励机制’(incentives)决定——用加密圈的行话来说，就是你“拿住了”什么“包袱”（bags）（指你持有了哪些资产或立场，这些东西会反过来影响你的看法和行为）。这种压力是很难抗拒的。避免这种情况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要给自己设定坏的激励。 另一个推论是，要避免‘拿住’错误的‘社交包袱’：即你所依附的‘朋友圈子’。你不能试图没有‘社交包袱’——这样做违背我们最基本的人类本能。但至少，你可以让它们多元化。要做到这一点，最简单的一步就是：明智地选择你的‘物理位置’。 这让我想起了我对我个人对‘如何为AI安全做贡献’这个已经泛滥的类型，贡献一点我自己的建议： - 不要为一家正在让‘前沿全自主AI’能力进展更快的公司工作 - 不要住在旧金山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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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config三大陷阱：declaration、exactOptionalPropertyTypes、moduleResolution=nod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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